本文指出诸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过度依赖高科技的军队将面临作战对手利用赛博和太空战使其整体信息环境退化的风险，而非常危险的是目前相关国家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提出了几种对策措施，比如将传统高频通信方式作为现有系统的备份；指挥官相机在其编队之间机动；靠前建立多个战术指挥所；采取“任务式指挥”方式等方法。不管最终效果如何，作者这种前瞻思想和危患意识值得我们学习。文中的观点，不代表译者的看法，请读者自行评定。文章编译如下：
没有比定下决心更困难的事了，因此人们才更应珍视机会、慎重决定。
拿破仑·波拿巴
引言
澳大利亚国防部队（ADF）和盟国军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空间和太空。对现代指挥和控制（C2）而言，两者都至关重要，尤其是能够收集、处理和传输信息，获取“信息支配地位”（或“信息优势”），它们为联合军事行动的整合提供了显著的力量倍增作用。然而，这些领域在受到恶意的针对性行动时越来越易受影响。对手显然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广阔的信息环境，这个“高科技”军队潜在的易损点有着清醒的认识。目前，澳大利亚近期出版的国防白皮书以及美国的相关文件都明确了这一点。这些文件指出，因为上述原因，必须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也就是加强太空和网络空间防护能力。但这些文件同时也认为，对手即便消除了澳大利亚及其盟国的信息优势，也不意味着自身就会获得信息优势。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和盟国军队必须立即重新评估自身在退化的信息环境下，有效遂行任务的能力。
否则，他们就会在未来军事行动中无法有效地履职尽责，面临被打个措手不及的风险。
威胁
1.退化的信息环境
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潜在对手对“信息环境”定义的理解略有不同。但是，双方基本同意，“信息环境是人和自动化系统对信息进行观测、定向、选定和施加影响的场所”，这是决策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要素。所有人都抱有类似的观点，即信息环境包括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是物理域（包括指挥控制系统，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和信息域（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传播、显示和保护环节）。
军事行动中主要系统所需的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精确定位、导航和时统，选择目标，通信等也要纳入信息环境的范畴。现代军事行动的计划和执行都离不开业务功能的支持。这并不奇怪，澳大利亚及其盟国的结论是，为了在未来的冲突中取得胜利，就必须获得并保持信息优势。也就是说，所属部队需要较大程度拥有相关信息，并更为迅速、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以了解他们所处的作战环境，包括确定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保他们在与对手对抗时拥有绝对优势。
与此相反，在一个退化的信息环境中，指挥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和/或效能将明显降低，并损害指挥员的决策力和行动力。使信息环境遭到损害的方法很多，主要方法有摧毁、破坏或者节制信息系统及其辅助的基础结构，还可攻击指挥控制平台、基础设施和（或）传输中的信息。实体攻击的方法则包括瘫痪地面收发站、切断通信电缆、摧毁或瘫痪卫星、或破坏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等。
美军及其主要盟国在常规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已经迫使对手和潜在对手想法设法来消解其力量。俄罗斯、中国，以及较低级别的朝鲜和伊朗都在全力地发展赛博和太空反击能力，其中有些国家在这方面能力的增长速度甚至要比大多数西方情报机构预测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中国，它已经发展了干扰天基资源的多维能力。因此，未来战争中敌对双方可能采取一系列手段，来进行基于信息的系统对抗，其中可能包括动能打击、电子战、计算机网络攻击和太空攻击武器等。这种攻击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取信息优势，或者至少达成信息均势，并进一步削弱高科技对手的传统能力。
2.干扰卫星系统
现代战争的全球特性，以及部队在作战地域部署日益分散的特点，使得基于卫星的系统成为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的主要通信手段。在未来，这种对卫星通信的依赖只会不断增强，依托全球定位系统（GPS）定位导航的平台不断扩展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因此，破坏太空秩序与对赛博空间攻击行动的有机结合，将对所有军事行动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
导航仅仅是GPS技术军事应用的一个方面，实际上GPS技术对于安全高效的机动、地理信息测量，以及对人员、车辆及其他目标的跟踪也非常重要。三维通用作战视图，无人驾驶飞机系统，瞄准，武器投放，ISR，战场感知和通信都严重依赖GPS技术。
特别是通信，也有越来越依赖于GPS的趋势，主要原因是GPS能够为通信和数据网络提供时统和频率同步功能，同时还可以进行加密数据和广播。2003年，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主要作战阶段，约85%进出战场的军事信息依靠商业通信卫星完成，仅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就使用了31个军事和27个商业卫星终端机。而现在，据估计超过80％的美国军事通信数据量要通过卫星来传送。
目标和弹药制导系统也越来越依赖GPS技术。1991年，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仅发射了35枚GPS制导的常规空射巡航导弹。2003年，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依靠GPS制导的精确制导弹药比率上升到了44％。
更广泛地说，美国特别依赖空间传感器来获取对手的位置和部署信息，进行战斗损伤评估以及获取那些可能会影响军事行动的气象和海洋数据。
这种不断增加的卫星数据需求已经超过了现有军事卫星系统所能承载的容量。为了满足需求，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着手与一系列联军、商业和民用系统开展合作。然而，这可能进一步增大网络潜在的脆弱性。这种情况已经在诸多的场合有所体现，比如2007年和2008年，据称与中国军方关联的电脑黑客就通过设在挪威的地面站，干扰了两颗美国政府用于气候和地形观测的卫星。
根据国际法规定，各航天大国的卫星可以在其他国家上空飞行，不受任何阻碍。同时，他们的卫星也可以“自由”调整，“随意”接近其他国家的空间设施。美国的做法是，通过保护拥有的较其对手更多更先进的技术，来实现相对的信息和空间优势。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其他一些国家越来越热衷于开发削弱敌方基于卫星系统性能的能力。
针对卫星系统主要有五大损毁措施，包括反卫星武器（ASAT），高空电磁脉冲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干扰和欺骗以及网络攻击等。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显现。例如，中国在2007年摧毁了自己一颗气象卫星，并于2010年操作自己的卫星靠近了另一颗，显示了自身在反卫星方面的“肌肉”。
考虑到中国在反卫星技术包括陆基激光系统等方面进步的速度，毋庸置疑，他们必然将拥有瞄准地球中轨道卫星的能力，而GPS卫星的轨道高度恰恰被包括在内。中国识别和跟踪卫星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这正是开展太空反击行动的先决条件。
对战场的影响
空间系统受损造成的影响因攻击的规模和类型有所不同，一次小规模的袭击，可能包括有限的电子干扰，使用的是有效范围达200公里高空，价格相对低廉的设备。这种攻击可能会削弱或扰乱一个行动地域内GPS和通信信号。大规模攻击就会造成陆基和空基平台被禁用或破坏，可能导致作战地域内的空间战力几乎完全丧失。如果没有采取预有准备的措施，后者造成的结果必然会削弱大多数联合行动效能。不过，任何潜在的对手最早也要在十年以后，才具备大规模太空攻击的能力。
瞄准基于卫星的系统，破坏GPS性能所造成的影响，在战区内联合部队的指挥控制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美国的军事行动学说，如网络中心战和“增强的海军陆战队陆空特遣部队行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能够实现有效的指挥控制基础上。实际上，这些学说在退化的信息环境下就会变得站不住脚，潜在的对手对此一清二楚。例如，中国最近的军事学说就明确指出，要以指挥控制网络为目标，将信息战作为实现信息优势的重要手段。中国在摧毁或破坏对手作战网络关键要素方面展示的能力确实有可能严重影响到盟军的力量投送行动。
为了说明信息环境退化对指挥控制的影响，绝对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全面包围了负责保卫伊拉克和科威特东南部的伊拉克军队。联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战术卫星无线电广播设备。这种通信手段往往依靠多频段无线电、卫星、传真、电子邮件和手机发送消息，远称不上完美，但这种方式可确保联军在广阔地域内成功地指挥控制部队，应该说通信保障效果很好。不过，如果伊拉克人能够摧毁或破坏盟军的指挥控制系统，结果就大相径庭了。
自1991年以来，卫星通信在现代军队指挥控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任何空基指控系统的通信联络中断将严重影响作战效能的发挥，尤其是态势感知、计划、决策和通讯。分布式作战行动中，任务部队距离上级指挥机构数百公里，即便是靠得近的友邻部队，也由于地形的限制相互之间也无法使用视距通信。因此，根据当前的作战规划，如果没有基于卫星系统的支持，将几乎不可能进行分布式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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