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对许多人来说，知道一个哪怕是偏颇的解释，也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缺乏教育。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国际积极心理学会中国理事
文/杨杨 《新周刊》第419期
原始人面对地震、山崩、洪水时，一种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种人立刻失态拼命逃生，哪一种人更可能在当今社会拥有后代？
答案显然是后者。
古人看到蚂蚁过道，一种人认为“蚂蚁过道天要下雨”的谚语缺乏逻辑而不屑一顾，一种人则忧心忡忡担心下雨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洪水，哪一种人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答案还是后者，即使他的出发点来自一个误会。
“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在彭凯平看来，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基因是演化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意义和价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这是两回事。”
数百年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改变六千万年演化而来的心理特性。因此，当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比如马航事件，对许多人来讲，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够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一致性的认识和对环境的控制力，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些年形成的惯性思维。”在《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一文中，彭凯平如此分析。
在彭凯平看来，这种心理机制就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研究态度要理性客观，但对于研究方向，研究者会有自己的bias。
“科学并非与社会生活无关。我们的倾向性来自何方？来自我的选择、我的信念和我的经历。”
1989年1月，27岁的彭凯平来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之后，有两件和中国相关的事情对彭凯平影响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卢刚是彭凯平的北大校友，曾与他朋友的室友为恋人关系。谈论这件悲剧时，彭凯平与其他中国学生认为“如果当时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而美国同事则认为“应为那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
“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会走上杀人的道路？”中美朋友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归因方式，令彭凯平开始关注行为科学背后的文化差别。
1991年，已经就读博士的彭凯平，与师兄迈克尔·莫里斯（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用计算机生成了各种几何形状，圆形、方形、三角形，让它们随机互动，产生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心理学测验中接受测验的对象）来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结果这些被试都给出肯定性的、有声有色的、有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故事来，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这充分表明，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面对几何图形之间的无规律互动，人们都试图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一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凯平和当时的学生埃里克·诺勒斯（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用类似的几何图形测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图形的分析，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当这些几何图形的运动比较明确地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时候，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还是能够从物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这些事物的运动，但是对不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物理运动，比如“一个圆形在毫无外力触发的情况下滚动起来”，或是“两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相继移动”，绝大多数被试还是都会给出海德式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物理现象产生的主观解释是正确的，这可以解释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在彭凯平看来，物理世界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对不同群体来说文化差异更小。“如果再做下一个研究，我可能会选择生物或化学相关的阴谋论。以化学世界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体验——这些领域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控的，这时候最容易产生阴谋论。任何时候，对于不明确、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人们一定会用阴谋论来解释。”
中国人比较善于将两个不同事物关联起来，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缺乏教育。”彭凯平如此认为。
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极聪明、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也会宣讲阴谋论。比如，《货币战争》的作者，他超级聪明，知道老百姓喜欢听什么，政府能够容忍什么，所以他拿这个来为自己营销。”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诉求，在彭凯平看来，中国文化有种强烈的“非黑即白”传统，以及“整体性思维”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中国人更擅长“判断相关”，这一点在彭凯平的另外一个研究中得到过证明：“我们是让人估计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举个最简单的范式：在屏幕上随机出现数字1、3及形象男、女，当出现一定次数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出现‘1’的时候较多出现‘男’，可以估计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他的测试列表包括：一个秃顶的人是否智商高、一个说话有英国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中国人挺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蚂蚁过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会得到什么功德，这都是没有科学证据的。”
但“相关”并不意味“因果”。“中国人比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我的单位为什么不能有两个领导？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就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啊。”
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我们还有一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喜欢说天下大事，谈论国际政治。我们比较多的‘阴谋论’论调都针对国际阴谋，没有人敢说政府的阴谋——谈外国的阴谋特来劲，谈自己的阴谋就不敢了。”每当听到此类“阴谋论”论调，彭凯平便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却去管美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来起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官员、精英如何选拔和利用，我们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这比讲美国的什么阴谋有意义。你讲完阴谋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
阴谋论的十个特征
什么是阴谋论，阴谋论的可信度怎样判断？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实验心理学硕士迈克尔·舍默就此归纳出了阴谋论的十个特征。
1.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如果我们有一个证据确凿、非常显然的解释，那么阴谋论的解释一般不足为信。比如，当水门事件的策划者坦白了他们的窃听，亦或者本·拉登在吹嘘“9·11”事件的“伟大胜利”时，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事实。同理，当一个现象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解释时，阴谋论也一般都是错的，有时仅仅是机缘巧合而已。
2.当阴谋事件的主角被拔高到拥有超能力的时候，这个阴谋论往往都是假的。人们的行为总是漏洞百出，人类的天性就是不断犯错，大多数所谓的“强人”、“超人”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3.如果阴谋论里所描述的阴谋越复杂，涉及的元素越多，可信度也就越低。
4.越多的人牵扯到这个阴谋中来，所谓的惊人秘密就越不可能存在。人们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5.如果宣称的阴谋涉及范围广，动辄“控制了整个国家、整个经济命脉、整个政治格局”，特别是所谓“全球最重主宰，幕后控制全世界”，那么一般都是假的。
6.有些阴谋论偏好无限拔高，明明是一件小事，却硬要把它往大了解释，什么惊天大阴谋，往往都是扯淡。
7.越是喜欢把一些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事往“不祥之兆”、“厄运将至”方面解释，这样的阴谋论可信度越低。
8.倾向于把事实和猜测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和在一起，而且从来没有概率这样的概念，这种阴谋论往往都不是真的。
9.有些阴谋论者的不靠谱还体现在，对上至政府部门下至私人组织的一切机构都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怀疑。
10.如果某些阴谋论者对自己的论调深信不疑，拒绝一切其他可能的解释，对他不利的证据就视而不见，大肆地去搜寻只对他所谓的事实有利的证据，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错的，而且这所谓的阴谋也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阴谋论不为解释别人，只为说服自己
《新周刊》：你提到，初到美国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你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除了“卢刚事件”，还有一件呢？
彭凯平：初到美国那一年之后，原本渐渐趋于理性的中国宣传开始出现一些“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好奇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那些所谓的“中情局八条建议”之类的观点，最初是德国间谍针对苏联讲如何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策略，后来演变到被美国右派的反共分子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阴谋，后来又演变成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
我经常讲，有些所谓的精英连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说外国人怎么想、怎么对中国实施阴谋，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不懂就说”更无耻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要这样说，来迎合一些情绪，赚一些昧心钱。
我有一些同事、导师和学生是美国对华问题的专家，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成为同事的肯尼特·莱贝托，他是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他说美国政府都是很短视的，因为四年或八年就换掉了，要坚持不懈搞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美帝对华阴谋”的说法，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很少谈阴谋论，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阴谋要实现出来，一定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非常长久的隐蔽的活动，但在美国这种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很快就被揭发出来，要维持这样的阴谋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国人不太信这种阴谋。
但美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民兵、跟两党政治没关系的反政府的小党，喜欢宣扬阴谋论，认为执政两党是为资本家服务，编造一些故事。顺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看了好多国内的“阴谋说”，都是抄袭美国的反政府组织和民间邪教团体的说法，包括《货币战争》也是抄袭的，但符合我们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地抢过来了。
《新周刊》：如果你不赞同一个阴谋论，阴谋论者也可以反问：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凯平：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不知道”——问题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会说是领导说的，领导说专家说的，专家又说领导说的，一头糊涂账算不清楚——没有做学问的考据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考证：他从哪儿来，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这才是科学态度。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只说有没有。我有时很忧心，我们多少年不提倡批评、独立判断、独立分析，造成我们简单、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思想并认为是绝对真理。但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说没有绝对真理。
《新周刊》：在你看来，阴谋论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
彭凯平：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我们忽视现实，鼓励人们对事物不证明、不找证据，这是一种普世的危害，不管哪个文化，我们都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人去找证据去证明，找线索来说明，不要总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循环论证在科学上是最大的弊端，永远没办法做科学的验证，结果导致无逻辑、不理性。而且你还不能指摘，指摘就说明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讲阴谋论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懒的人，或者学术能力很差。你做不到、不明白或无法解释时，就去找阴谋。这就是“阴谋论”产生的心理基础：一种无奈感、受挫折感和愤怒感。归根到底，阴谋从来不是解释别人，从来都是说服自己。
你要让阴谋论者改变自己的理念很难，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他们的信念太坚定了。
《新周刊》：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信念固执。根据你的文章，更倾向阴谋论的人，除了后天对信息获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脑结构这样的先天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倾向？
彭凯平：“信念固执”的人大脑前额叶的内侧前扣带回发育有问题，灰质容量比较小，无法处理复杂的矛盾信息，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产生“信念固执”的倾向，并非一定会“信念固执”；更何况，有的人的“信念固执”是装出来的。
《新周刊》：这样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为脑残？
彭凯平：过分相信阴谋论的人有时候是脑残引起，有时候是别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义上的脑残，但说出来就显得政治不正确。
《新周刊》：有没有可能，社会上会出现对阴谋论者这一群体的歧视？
彭凯平：前扣带回不足，可能没法处理矛盾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接受阴谋论。阴谋论或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是我们选择的结果，那就不是简单由生理结构决定的。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视，比如作为河南人被歧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法选择。但如果是可以选择的事情，你还选择做了，那就可以批评。所以，我们不是歧视脑残的人，而是歧视脑残的人群中选择相信阴谋论的人。
不管如何做知识传播的工作，阴谋论肯定还会在中国存在下去，总会有人相信阴谋论。很多所谓的“大V”也没有科学素养和经验，就自以为是地说。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真理并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辩证的产物。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民主的辩论机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是因为：其他听众，那些没有鲜明意见的人，希望能从双方辩论或者沟通中来了解事情真相。不论你是阴谋论，还是反阴谋论的人，都可以来讲是怎么回事，然后大家做判断，但如果你还没让人说话，就先扣帽子，别人就没法开口了。(采访/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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