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绳返还中钓鱼岛问题，台北和北京都展开了针对1971年10月末举行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外交攻势。美国预测到台湾的抗议和今后美中关系的开展，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编造出了冲绳返还只是“施政权的返还”并非“领有权的返还”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冲绳的“返还”过程不只是驻冲绳美军基地的现状维持，与其说是“返还”，用“购买”一词来描述更确切一些。美国一察觉到日本有维持美军基地的意图，就开始考虑从日本赚多少钱的问题了。
冲绳返还交涉与钓鱼岛问题的出现
关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我于2013年写过两本书，即《钓鱼岛问题的核心》（花传社，2013年1月）和《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花传社，2013年8月）。
我于《钓鱼岛问题的核心》中作出说明：关于钓鱼岛的所有权（sovereignty），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在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谈判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达成了明确的“搁置争议”的共识。我还在书中强烈警告：日本政府在政府问责书中所持的“否认搁置争议”的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日建交条约的精神，是严重威胁中日关系的举动，是对历届外务省官员所作记录的篡改。野田政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提案将不可逆转地恶化中日关系。
1971年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规定：美国将冲绳的施政权（administrative rights）返还日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所有权问题应交予当事国协商解决，美国持中立立场。即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内，美国也不能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争端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中日两国应该通过真诚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并以此探索出东亚地区资源的和平开发之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那么，美国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治权（administrative rights）与主权（sovereignty）分离的立场呢？笔者在拙作《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完成后再次查阅了《旧金山和约》相关的战后处理文件、关于1972年冲绳返还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记录以及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记录等外交档案，仔细分析了美国对于钓鱼岛列岛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保持中立立场（neutral position）的原因。
拙作《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是以冲绳归还谈判为中心内容的。实际上，1971年6月签署的《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和1972年9月作为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结果的《中日联合声明》同属处理日本战后问题的外交文件，两个政治文件是通过“脐带”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但是，尽管构成中美两大国外交关系基础的两部外交文件密切关联，但仅据笔者所知，论及两者之间“脐带”关系的文章四十年来几乎从未出现。拙稿即是填补这一缺憾之作。
周恩来在与田中角荣的会谈中提出“搁置争议”一事，于今已广为人知。并且，周恩来将这一提案通过竹入义胜和古井喜实，在田中角荣访华前提前通告给田中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71年10月，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年，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在联合国大会最终得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台湾）行使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力。这一事件发生在田中访华之前，构成了田中访华的国际背景。田中访华可称为战后冷战格局的转折点之一，同时也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之下实现的。
当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北京。在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之后，中日两国终于突破冷战格局的阻碍建立了外交关系。《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签订于1971年6月，生效于1972年4月。“冲绳返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两个战后外交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把这一关系称之为“脐带”关系。这一“脐带”就是钓鱼岛问题。
在二战后由欧洲的“铁幕”和亚洲的“竹幕”构成的东西方对立格局下，1971年秋季的联合国大会在亚洲的“竹幕”上打开了一丝裂缝—田中访华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裂缝实现的。
这场巨大舞台剧的主角毋庸置疑是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和他的助手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而迎接他们并向全世界展示出巨大存在感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1971年4月，周恩来邀请在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选手来到北京，上演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尽管“乒乓外交”的表面舞台是在名古屋，但中美两国通过体育活动构建外交渠道、加深联系的政治意图在当时的日本，无人知晓。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背后暗含着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计划。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个月后，在1971年5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在美华人提出的名为《保卫钓鱼台》的公开信，信中强烈主张钓鱼台（尖阁诸岛）是中国领土。大致内容如下：
致尼克松总统及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
关于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遭到日本政府及琉球政府粗暴侵犯的事实，我们在此呼吁以唤起各位的关注。这一问题是在1968年联合国地质调查探明东海大陆架蕴藏丰富石油资源之后产生的。我们呼吁各位：请尊重中国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并为确保这一主权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各位能够通过适当的措施，使东亚领土争端的诱因消弭于无形之中，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极大促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劳斯基在1970年9月10日表明：美国政府关于主权问题采取中立的立场。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被作为参考资料在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提交，会后作为听证会附件被复印保存。这封公开信涉及一个重要信息：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劳斯基（Robert J. McCloskey）已经在“1970年9月10日”这一时点明确了“美国保持中立立场的方针”。更为重要的是，在美的保钓活动者已经得知麦克劳斯基的发言内容。钓鱼岛主权问题第一次在日本国会讨论是在三个月后的1970年12月8日。这次讨论起因于冲绳地区的国场幸昌议员因四天前的新闻报道而提出的质询。
在公开信刊登一个月后的1971年6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纽约时报》副编辑托平夫妇（Seymour & Audrey Topping）、《华尔街日报》外国通信部的基特利夫妇（Robert Keatley、Anne Solomon）等三对夫妻。
《周恩来年谱》（下卷，464页）有如下记载：“1971年6月21日，同《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和夫人、《每日新闻》经理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及其夫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夫人会面”。
尽管在日本无人知晓这次会见，但对于钓鱼岛问题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见。据基特利夫人所作《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华之前—周恩来如是说》一文记载，周恩来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提出来，并进一步说明：附属于台湾的无人岛钓鱼岛问题应该和台湾问题同时解决。
基特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旦解决了台湾问题，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这样一来，中国就能够同美国确立外交关系。如果要知道钓鱼岛问题如何同这一问题深刻相关，我们只要引用周恩来的话即可：‘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附属于台湾省’。”
周恩来在会谈中特别强调了五个岛屿的名称，并且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出“搁置争议”一词。基特利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中国旅行的焦点是6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办的招待宴会”，“信息的核心内容是很明显的。中国正在变化，正在准备进行不同于以往条件下的外交谈判。但是，包括周总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愿在公共场合提及此事”。
周恩来在1971年6月对美国记者们提出“搁置争议”一年多之后，于1972年9月在同田中角荣的会谈中再次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
周恩来为什么要提及“搁置争议”呢？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钓鱼岛列岛是附属于台湾的岛屿”。
举个不太雅的例子，如果台湾是条小狗的话，钓鱼岛岛屿就是小狗的尾巴。在“台湾的归属问题尚不能解决的阶段”，讨论类似于小狗尾巴的附属岛屿“是毫无意义的”，“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只能同时解决，别无他途”。这是周恩来的大局观。周恩来把他的大局观告知给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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