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五角星的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降下。一个走过七十年、横跨欧亚大陆、曾令世界为之战栗颤抖的红色大国，一瞬间就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没人猜到的结局

无论从战略、地缘政治，抑或是社会变革的角度看，苏联解体都算得上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之一，让政治家、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和媒体大吃一惊。更为讽刺的是，苏联解体发生之突然，过程之迅速，甚至让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都措手不及，这与他们一直以来灌输给全世界的那场时刻存在着的冷战威胁更是截然不同。“是什么导致了盲点的产生？”从中情局到克格勃，从英国的军情六处到法国的对外安全局，从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局到以色列的摩萨德，“为什么那么多顶尖专家，有着丰富外交、情报及学术经验的专业人士，看不到苏联正走向灭亡？为什么意识不到苏联对西方已不再构成威胁并注定走向解体？”

在轰动一时之作《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中，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官员戴维·阿尔贝尔与以色列著名记者、作家兰·埃德利尝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尖锐问题。在两位作者看来，“情报机构内部个人、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及其与政治人物、决策者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复杂关系”，是这些失误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人总愿意相信，那些享有神秘的经验和知识、特殊的地位和威信及大量预算资金的情报组织，拥有着通晓和塑造政治、战略变化的特殊能力，负责收集信息，提供评估，促使政治家做出理智周密的决策，而且其中立客观的态度立场不会受到个人、小集团或者现实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情报机构往往只能做出战略评估和趋势预测，却缺乏更为精细确定的预计；政治家和决策者也常常被成见和政策所牵累，只会选择性地甚至随心所欲地使用情报信息和采信评估。“在整个冷战期间……对苏联变化的忽视和误读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苏联式共产主义模式水火不容”。在“非友即敌”的原则下，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角斗场，每一场战争都会被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而且每一次都抱着针对对方的态度。于是，每一个发生在某个偏僻角落的小摩擦都成为了全球冲突的一部分，在个别国家具体、暂时、偶然的活动都被解读为企图引发连锁效应的大阴谋。

也正因如此，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崩溃，并不是声名显赫的各国情报机构在那十年间第一次遭遇的尴尬意外：“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没能正确评估阿富汗对苏联入侵的反应，以色列受人吹捧的情报机构没有及时洞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英国的军情六处未能预见阿根廷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都没想到萨达姆·侯赛因会进军科威特”。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将苏联视为真实存在的威胁，对其政策变化的种种明显迹象视而不见”，也彻底忽视了苏联经济的糟糕表现以及在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方面的落后。美国政治与军工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让其情报机构没能或者没敢提出来自苏联的威胁已极大地减小，没有必要花如此多的钱用于国防。

“有民主党的情报，也有共和党的情报”

美国情报体系包括12个机构，主要的有中情局、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联邦调查局、陆海空三军的情报网络以及规模最大的国家安全局，所有这些机构都渴望获得总统重视，但能够受到专宠般地“趴在总统耳边说话的专属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情报机构负责人终于明白，自己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必须要让总统和其他高层政治家从喧哗众声中听到自己说出的关键信息。

于是，每家情报机构都尽力推销自己的“商品”，希望能用自己对于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去影响国家政策，虽然他们都声称自己依靠的专业数据和客观分析完全没有受主观考量的影响。

更严重的是，就算情报机构能做出正确评估，“这一评估也不会到达决策者那里”。政治家与决策者几乎都认为自己是牵涉其中的政治事务的专家，他们会决定自己接受哪些信息，不接纳哪些情报，参考哪家机构的观点，无视哪个来源的结论。

有那么有趣的一种共识——如果一次政治行动成功了，那么成绩归功于政客。反之，如果事件变得错综复杂或失败的话，情报机构则将承受失败苦果，有时机构负责人还得搭上自己的乌纱帽。这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情报机构就是政客的保镖：如果有人想射杀政客，他们就得挺身而出挡子弹。”这样做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或者险恶用心，而是彰显了体制的智慧，“保护领导人，保证他们能够继续执政”。

实际上，塑造美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更多地是“压力、恐惧和利益”，而不是平衡的情报评估。情报的内容不能超越政治共识，因为对情报的解读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当中还掺杂着政客和军工集团等利益方的力量，这些人影响了报告撰写者。用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理查德·克尔的话来说：“政客不会先读评估报告再形成政策。他们通常在收到报告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理念。不过，情报文件能够让讨论的主题具有国家层面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对自己敌人的看法为何往往混淆了虚构与现实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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