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后几任国务卿中，詹姆斯·贝克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情报机构告诉他苏联正在发生什么；他的前任乔治·舒尔茨对中情局的评价也不高，认为“我们关于克里姆林宫的信息非常单薄”。亚历山大·黑格最为坦率地承认：“我从来不信中情局那帮小兔崽子。”

事实上，黑格是如此清楚情报评估可怜的价值与客观性，以至于他精辟地总结道：“有民主党的情报，还有共和党的情报。”正如古德曼所说，“离高层越近，离情报来源、一手资料和评估过程就越远。你拿出的就是政客们想要的，完全是客户和老板的关系。”

骗子、伪君子、滑头与两面派

“在莫斯科，情报文件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克格勃、军事情报机构以及外交部等四个机构都能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委员发放自己的情报文件。有意思的是，“中央委员会本身需要情报机构服务，自己却也做评估报告，借此以显示其力图监管信息流的决心”。在两位作者看来，“这种方法在极权国家显然比在民主国家更有效”，以便在客观情报和意识形态之间取得平衡，而“在政治局眼中，意识形态方面只有中央委员会做得好”。

苏联情报机构覆盖的主题或许狭窄一些，图片和打印的质量可能差一点，但结果与他们在华盛顿的对手别无二致：“情报机构的竞争让政客或决策者得以选择符合自己心意的报告，而忽略那些与自己世界观矛盾的因素，哪怕这些信息来自克格勃主席”。

曾任克格勃信息局局长的尼古拉·列昂诺夫认为信息局的工作是“专业、客观、诚实的”，“我们是独立的。没人干扰我们的分析工作”。但列昂诺夫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政治局之下，没有人愿意和敢于质疑和干扰官方的看法。

1981年5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年度会议上向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汇报刚上台的里根政府对苏联构成的核威胁。会后，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勒乌被要求联合行动，调查清楚华盛顿针对苏联的核意图，“以揭露美国和北约的邪恶用心”。这一历时三年的大规模情报搜集行动被命名为代号为“莱恩”（RYAN，核导弹进攻行动的俄文缩写）。“克格勃很多高级官员都认为安德罗波夫夸大了西方的核威胁，他们知道这是大空话，却也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项新任务”。克格勃在所有西方国家的驻外站组都接到命令要把“莱恩”行动当作重中之重，10000名特工参与其中。

在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后，到了1983年年初，东欧卫星国的情报机构也被要求加入这一行动，并“注意美国准备进行核攻击的迹象”。同年9月，苏联空军战机击落大韩航空KAL007航班客机导致的美苏关系趋紧，1983年年末北约举行的名为“优秀射手“的军事演习，里根和撒切尔严厉的反共言论以及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都成为苏联疑虑加深、更为偏执的理由，“恐惧妄想从情报机构间升级为军队间的恐慌”。

专业的克格勃官员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美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因为事实上美国也并无此意。但是在那四五年间，苏联政治家、决策者和情报机构负责人反复命令克格勃找寻“证据”，而克格勃情报人员又不敢站起来反对这些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命令。“在勃列日涅夫人生走到尽头，安德罗波夫疾病缠身，契尔年科年事已高，核博弈已经到达万分危急的关头，双方的情报机构都无法缓和对方的恐惧和怀疑。”

用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伦敦站站长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的话来说，在“优秀射手”军事演习期间，“自1962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没有如此接近战争”。由于美国情报机构截获苏联高级别警戒传输，得悉莫斯科真的惧怕美国在准备先发制人的核袭击，为避免情报机构误读导致事态升级，这一演习才最终被取消。

“说到底，苏联政策还是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正如一份名为《苏联对美国的评估》的美国情报研究报告所说，苏联的情报评估是由精英统治阶级完成的，“24名政治局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塑造了苏联政策，而他们做出决定的基础是已有观点和意识形态，收到多少情报根本不重要。”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苏联对美国的评估十分主观，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着党的意识形态走。一般来说，政策不会得到客观的评价，受决策者政治或个人兴趣影响很大。”

如此说来，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对这个机构的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机构中遇到这么多骗子、伪君子、滑头和两面派。”

华盛顿倾向于将军备竞赛、国际恐怖主义、第三世界的部族战争等等都归罪于苏联。西方情报机构的这种思维或曰偏见，让他们在苏联崩溃前夕还不愿承认，曾不断扩张的北极熊已不再构成威胁。

据两位作者分析，没有情报机构能成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恰恰说明了情报工作中几个最基本的难题：“评估未来走势十分困难；容易忽视眼前发展；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往往为了迎合政客而‘调和’其预测；政客总是忽略情报评估”。可以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失误，蒙蔽了所有西方情报机构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及媒体。苏联本身的神秘以及西方情报机构有计划的“爆料”制造出的西方反苏阵线，也让人们对近在眼前的变化毫无察觉，排除了制定任何新政策的可能。

“原则上，人会变，政治议程会变，但情报工作的本质不会变。”如何警惕各种臆测、偏见与先设立场的负面作用，如何限制不确定的复杂环境以及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如何减少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无论对情报工作还是组织运筹、管理决策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来说，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文/庞溟 2015年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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