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分离计划没有通过这一次的公投，但作为趋势的分离主义并不因这一次的结果而发生改变。以下文字选自经典之作《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作者雅克·巴尔赞回顾总结了席卷世界的分离主义趋势，为我们理解苏格兰公投提供了背景。
20世纪晚期最强有力的趋势是分离主义。它影响到了所有先前形式的统一。本书（《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开头时关于文化就提到这一事实。多元化的理想分崩离析，分离主义取而代之；正如一位支持新目标的人士所说：“色拉碗比熔化锅强。”熔化锅没有消除多样性，只是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核心。
开始时，分离主义可能看起来只是一种流行一时的情绪。但如果看一看西方，再看一看世界的话，就会看到民族国家这一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发明遭到了重创。大不列颠的前苏格兰和威尔士王国赢得了自治议会。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和阿尔萨斯人要求得到地区的权力。科西嘉想实现独立并使用自己的语言。意大利有一个同盟想把北方同南方切断，威尼斯出现了一个小党，该党想使他们的城市成为另一个国家。北爱尔兰、阿尔及利业、黎巴嫩等地的内战绵延不绝。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多年来一直为脱离西班牙而战，卡塔卢尼亚继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它的不满。比利时的两种语言各有自己的地盘，结果把那个国家分为两半，在大部分问题上都针锋相对。德国不久前重新获得了统一，但并没有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前苏联的许多部分状况凄惨，在仍称为俄罗斯的那部分，叛乱导致了车臣和达尔吉斯坦的战争。土耳其和伊拉克都要镇压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阿富汗人也在打仗。墨西哥须面对萨帕塔主义者的叛乱，而魁北克人不时提出从加拿大分离出去的要求。巴尔干地区那些未来的国家在继续为了分离而进行着民族和宗教的屠杀。
这一问题在美国基本上只是些表面的症象。有一个小团体想使得克萨斯州重获其独立共和国的地位，不得不用武力把它的活动平息下去；还有一些武装集团和宗教组织的言论和行为似乎完全不受现行制度的约朿。在更小的范围内也存在着威胁：玛莎的葡萄园说要从马萨诸塞州分离出去，斯泰坦岛区也提出过想脱离纽约市。一个自称伊斯兰的团体使用“国”这个字，却没有招致其他团体或当局的抗议，这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若是发生在此前美国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一用法难道会顺利通过，不引起任何评论吗？波多黎各，一个非自治领土，摇摆不定：人民中有些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有些想自立为国家。几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也称自己为国家，他们终于开始收回旧有的条约规定的他们应得的利益，不过他们的要求是分享权利，不是分治。为把英语定为美同的官方语言曾多次做出努力，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别的力量也在推动着非国家化。来自遥远的前殖民地的移民给欧洲带来了陌生的语言和风俗。这些移民聚集在各自孤立的贫民窟中——这里一个土耳其人的居住点，那里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小 镇。法国有一个非洲村，里面巫医、宗教仪式的吟唱和舞蹈应有尽 有。20世纪这种对两方的“殆民”只能聚集起弱者的力量。外国来的移民不是失业就是只能从事低下的劳动，他们是受害者，主要靠宗教信仰团结在一起，这激起了福利国家帮助他们的愿望。当移民群体受到邻近同样穷苦的白人骚扰时，或被要求顺从西方的习惯的时候，他们的所在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既是出于同情，也是因为害怕要求移民同化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国家警察为避嫌不愿涉足某些移民居住区。政府出于同样的尊重鼓励重新起用地方方言。欧洲又一次出现了自罗马帝同晚期开始到中世纪逐渐消没的各人民之间的大混乱。
分离主义肆虐于整个世界。印度甫一摆脱英国的统治，巴基斯坦就脱之而去，而这个新国家才从印度分出，孟加拉国又宣告独立。古老的锡兰这个巨大的岛屿改名为斯里兰卡，二十多年来内战频仍。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为了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作战。东帝汶人几乎毁掉了印度尼西亚。放眼望去——爱尔兰、中东、南美洲、东南亚、整个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星罗棋布着岛屿的大洋，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某个国家或想成为国家的地方用打仗来争取 或防止独立:在印度洋中，从马达加斯加岛的顶端往东300英里处是科摩罗群岛——一组四个岛屿，总面积830平方英里，人口共49.3万人。这组群岛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后组成了科摩罗伊斯兰共和国联邦。但好景不长：最小的昂儒昂岛上的人民与中央政府斗争了十几年，最后宣布了他们的分立。邻国都派代表来参加庆祝解放胜利的典礼。很清楚，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人所想要的政治社会的形式，尽管冒此名称的碎片越来越多——到20世纪末已近二百个。
由15个生产力最强的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是另一种分离的方式。它逐渐赢得了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位于布鲁塞尔的管理机构可以管理审要的经济交易，推翻司法决定，迫使成员国接受移民， 并为它成员国中的11个确定中央银行的利率。学者们撰写关于主权的专著，向自己也向公众发问：“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答案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当学校忽视民族历史的教学，年轻人不懂历史，懂历史的年氏者以摒弃历史而自豪的时候，对传统的意识就只剩了要摧毁它的愿望。固然，“历史”一词仍然经常使用，但方式和场合均牵强附会。电影和“文献片”中的歪曲和虚构是历史的耻辱，报刊把任何从地里挖出或从海底捞起的物件都欢呼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共同造成了历史感的消亡。
在这些事实面前，当代人说无处不在的武装冲突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实在大谬不然。它们其实完全相反，正如艺术家的反艺术，如今反国家正在出现。成为一个中独的国家，却并不真正独立，而是依靠某个大国的金钱和保护，这是后退。这半个千年的结尾摧毁了在它开头时费尽力气所取得的成就：通过把毗邻的地区融合为一体，结束了封建战争，同化外国的飞地，在大片的领土上建立强有力的国王统治，并尽一切手段培养对更大的对象的忠诚。共同的语言、有着英雄和坏人的历史记忆的核心、强制公共教育和兵役终于使得19世纪的民族国家成为文明的载体。
现在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哀败，无法复苏。1996年法国政府举办广一次庆典，纪念“克洛维的受洗”，这位5世纪的法兰克酋长皈依了基督教，并命令他的部落一齐皈依，敏锐的观察家一定认为法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可悲可怜。这一庆典是为了提醒现代的法国勿忘它古代的团结，似乎是克洛维缔造了法国。其实5世纪时根本没有团结这回事。20世纪举行的这场庆典立即受到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所有左派各方的抗议，今天的涣散自此可见。
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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