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敌人思考得越多，就越难将他们视为恶魔或非人。但是杀戮需要一个动机，因此自卫就成为了瞄准目标的主要理由。如果有人朝我开枪，我就有还击的权利。但这是法律上的理由，不是道德理由。搞笑的路易斯·C·K(Louis C.K.)精辟地指出了这个说法的荒诞性：“你拿起一把枪，前去另一个国家，结果你被击中了，这事大概算不上奇怪。如果你正要向某个家伙开枪，他却击中了你，你自己也有点错吧。”

在训练时，我们谈到过一种“开枪妥当，结果有错”的状况，那是我在被派遣到阿富汗之前最担心的事情。但是在战争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中，不可能每次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有一次，塔利班向我们开火之后，我们感觉有两个武装分子正在向我们逼近，可能想干掉我们。我们警告他们离开，但没有用。他们还在继续靠近，于是我的队员开了火。两个人在交火中逼近一个海军陆战队小分队，还可能有什么原因？交火结束之后，我们找到这两个人的尸体，发现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是想回家，可是却永远回不了家了。

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用枪炮歼灭敌人，或者狙击手除掉一名塔利班武装后，我们都会好好庆祝一下，就像商人们在成功会见客户之后那样。但发现平民遭到杀害之后，则不会有人进行庆祝。脱离了集体脱罪的环境，我才第一次认识到，那对我的灵魂和心智有多么重要。

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起意外事件。它的文书记录是有的，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调查，然后就是沉默。你不能对那个杀死无辜者的人说，他做得对，即使他在开枪之前遵循了所有正当的程序。

当我回国的时候，这种集体脱罪的表现应该就是一个欢迎我们归来的社会，与越战老兵回国时的情况不同。但我的行动得到的唯一肯定，是一句随处可见的话：“感谢你的服务”。除此之外，没人想要讨论在国外发生的事情，那时不想，现在也不想。

四

第一个在执行任务时受重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在交火时被击中了颈部，当时距离9·11事件正好九年零九天。这名19岁的士兵来自密西西比州，这是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参军以来，第一次执行任务。在敌人的炮火下，海军医护兵和他所在小队的士兵对他进行护理，与此同时，救援直升机正在赶来，希望在“黄金时间”里将他送往战地医院。

40分钟后，他被送上直升机，小队战友报告称他看起来精神状态良好。他能坚持下来，到医院接受紧急手术，然后经由德国被送回美国，在贝塞斯达(Bethesda)度过漫长的康复过程。只可惜，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10分钟后，他们通过无线电打电话称，这名士兵已经死亡。

在那一刻之前，我们这些部署在阿富汗的士兵一直都很振奋，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坚不可摧。在那种时常有人死亡的环境中，这种坚不可摧的念头，是我体验过的最强有力的感觉。我感觉受到了眷顾，而且痴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很快，这些感觉就被不确定和无能为力的感觉所取代。我们失去了第一名士兵的消息刚刚传来时，每一个听到的人都震惊了，但我们很快就接到另一个电话，称有人在附近的道路放置炸弹。

在我们的士兵被杀后很快就看到了敌人，这是一个绝佳的复仇机会。无人侦察机的摄像头传来了粗糙的灰白画面，我从中看到导弹击中了他们的车，后来又看到其中一人身上着火，在奔逃的过程中倒地不起。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狂喜不已，击掌、欢呼、挥舞拳头。如果我们无法救活自己的士兵，至少能夺取敌人的性命。我们的力量恢复了一些。这个思路并不符合逻辑，但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五

我可以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我确信，我们在这名士兵死后击毙的两人，当时正在放置炸弹。我记得当时通过无人侦察机拍摄的画面，看到他们在挖坑，似乎是在路边放置一个爆炸装置。与此同时，疑问慢慢产生。那种因为士兵阵亡想要报复而产生的情绪，能够扭曲现实。或许我们相信在失去第一位士兵后，碰巧就发现塔利班成员正在放置炸弹，这有些过于轻易了。但战争的迷雾不仅仅限制了你能知道的事情，还会使你对确信的事产生怀疑。

战争的疯狂之处在于，虽然这套体系的目的是杀人，但对于实现更大的善，实际上或许是必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杀戮和折磨的危险世界里，与享用星巴克(Starbucks)的文明社会相比，恃强凌弱的情况在这个世界里更接近常态。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保卫世界的和平，可能需要训练年轻男女怎样杀人，需要创造能使我们立即毁灭地球上所有人的技术，需要将地球上的很多人视作非人，并宣称杀人具有道德神圣性。理解这个体系，接受使用它来实现更大的善，就需要理解，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

如果这种战争的时代有朝一日结束了，我们摆脱了自动化杀人的麻木状态，在日光下直面道德质疑，我们将会面临审判。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答案不会简单。我不将这些战争归咎于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或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毕竟，我们的民选领袖只是服从命令，与询问自己可否杀掉一个在路面挖坑的人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没有什么不同。

文/蒂莫西·库多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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