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

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定会讲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两个运动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不同之处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学生爱国运动的时间比较短。对于两场运动的结果，李泽厚先生曾经有过一个论断，意思是说由于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导致启蒙运动的中断。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思想倾向，从1915年陈独秀开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年底，基本上宣传都集中在文学上，集中在有关民主、科学这样一些理念的争议上。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感到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如果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和习惯不改变，仅仅靠军阀和政客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五四时期是中国统治阶层最虚弱的时候，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思想的自由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一战结束后思潮发生了转变，从1918年秋天开始，讲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一系列文章、《每周评论》以及相关的谈论政治的文章逐渐出现。在1919年1月1号，由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主办的《新潮》的发刊文章就是“赤潮来了”，实际上当时已经不是在谈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人权”和“科学”两个主题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宣传气氛，完全被打断了，所以李泽厚先生把它定义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但今天我想对这个论断加以修正。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当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思想中打架，同时产生了各种困惑。

我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包括“救亡压倒启蒙”问题，其实从中国开始有救亡问题以来就存在了；二是中国和其它国家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执可能不一样。整个近代自有民族国家以来，到今天也不过就二三百年的时间，和以往的各种历史阶段相比，这段历史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我们希望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很快的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其实是不可能的。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更明显、更突出。我们可以简单的将知识分子的本质比喻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最主要就是在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公平原则基础上，保持一个价值观，为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和穷人发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想使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社会责任感，并坚守他的价值观，但客观上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本身分裂很厉害。另外，在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因为国家民族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价值选择也不一样。我认为政治选择问题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趋向。首先毫无疑问，集体永远是高于个体的，个人是构成集体的要素，集体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存之间存在非常强的依附关系的。在中国近代发展过程中，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服从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可以举两位重量级知识分子的例子，他们两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一位是严复，他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西方著名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倾向都是强调自由，主张尊重人权，特别强调自由和法治应同时对国家、社会发生作用。严复从最初翻译、介绍这些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开始，就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开始主张中国要改变，最重要的是从个人自由做起，国家和个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个人没有自由，那整个国家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严复的这种思想持续了好几年，他从1895年到1899年陆续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是严复的思想从1903年以后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国家自由，或是所谓的群体自由、国群自由。严复认为国群自由高于一切，个人应该为国家做牺牲，甚至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而到了1910年以后，严复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反对任何个人自由的阶段。

另一位是与严复同一时期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他1900年开始传播自由思想，最终影响了很多人。但他的思想转变很快，从1902年底，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跟严复一样，强调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基础根本不够学西方的样子，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应该从专制开始。当然他讲的专制不是回到封建传统的那种专制，他讲的是所谓的君主立宪，是通过一种开明的方式实行专制，并且个人能够得到相当的国家保护。

所以最初的思想变化是从引进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他们在考虑怎样能更好的为国家服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国家可能被瓜分的时期。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与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国内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跟甲午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的《辛丑条约》又使得中国割地赔款。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刺激。

对中国人刺激更大的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对满蒙权益各种各样的要求愈发突出。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尤为担心。所有这些情况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1902年起，严复、梁启超、康有为公开反对暴力，革命党和改良派已经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对抗关系。改良派越来越希望国家能够被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控制起来，能够更好的集中、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革命党的主张恰恰是要推翻中央集权政府。但革命党要推翻中央集权的政府，又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府。虽然从孙中山的口号与纲领中可以看出他想建立共和国，也可以看到他对所谓宪政的追求。但如果看孙中山整个革命过程中的言论，特别是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他对国民和对未来党员的等级划定，包括他在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上所采取的盖手模方式。这一系列做法最终都可以证明，实际上革命党追求的同样是一种专制政权，只不过他们对未来有一个三步走的方案设计，经过所谓“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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