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某个地方，一个伟大的立法者在石板上刻下神谕，把水循环、滥伐森林、动物种群和土壤养分循环交给科学，而历史则必须局限于关税、外交、工会斗争、种族和性别问题。科学家应该研究自然，他们甚至有一本期刊在题目中宣扬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历史则负责人、社会与文化。

——唐纳德·沃斯特，《重返两种文化：环境史与环境科学》

生态环境视角：被错失的中国史学重点

中国史学界是怎样错失一个重点的

1999年十月，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在海南南山举办了一场关于生态与文学的会议，主题是发展主义与中国的环境危机。十人签署的会议报告发表在《天涯》杂志上，其中探讨了一些他们认为危险且误导人的“常识”。这些所谓的“常识”包括：环境破坏是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必然副产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必先恶化才能改善（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一种解读）；还有，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完全是之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模式中错误政策的结果。对于这些“常识”的讨论和驳斥对于现在那些专治发展、环境、地球系统、气候变化（在报告中没有被提及）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说，显得有点不疼不痒。但在当时，对于大部分中国学者来说，这样的讨论是十分新鲜的。

一群知名的中国知识分子举办了这次研讨会，并且尝试消除斯诺（C. P. Snow）提到的文艺与科学的隔阂，这并不太让人惊讶。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尝试的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历史、社会学者来说，仍然显得遥远而陌生。尽管中国的环境已经遇到了危机，发展主义的政策已经导致了可再生资源的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很少有学者尝试去弥合沃斯特在本文开篇所引的警句中提到的，科学和历史的鸿沟。鲜有学者在研究中并重科学与历史，结合两者的最新成果，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重重环境危机，然后告诉我们，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能为环境改善做出哪怕是一点点工作的话，到底努力的方向在哪里。这样，即便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起码，用一句加州大学的饮酒歌，我们“至少知道为什么”。

这篇文章通过一系列努力来联结“两种文化”中的概念和成果，试图开启一场关于我们研究的历程和出路的对话。我的步骤如下。首先，我考查在二十世纪，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那些鼓吹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忽略关于环境、生态、地球系统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话题的。在中文和英文世界中，对近代中国史的霸权主义描述模糊或抹杀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持续的生态系统进程。那些被强调的事件和由此划分的历史分期，让我们无法了解下层的、基础的、系统的历史进程。

接下来，我会考查一些生态学和社会系统学提供的理念和理论工具。将这些工具结合起来，可以帮我们建立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它不会用自然史替代社会史，而是把不同模型整合在一起，以此来解释在我们要研究的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三，我会兼用这些不同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几个不同时空间维度下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现象。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会着重地球系统和世界系统的分析模型（Hornborg和Crumley等等），还有那些在各个时期指导各个系统里不同角色的各异的意识形态或环境伦理。某种意义上，这里用两种方式分析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体系。第一，这里把互相影响的系统当作我自己的描述和分析的对象。第二，因为系统塑造并制约其中那些角色的行为，这里还把它们当作各个系统中角色所持有的观念。在这部分，我会引三个初步的例子，包括，在最大尺度下，大跃进的全国性影响，在区域尺度下，华北的食物和水资源，和在一个小尺度下，四川盐源县白乌溪上游我自己实地研究过的滥砍滥伐现象。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霸权主义叙述

中国当代史这一研究领域有大量的主题专著，还有在八十年代后开始流行的个人口述历史作品。这些口述历史大部分都讲的是共产党党员中的精英和党外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所承受的磨难。这些历史和个人叙述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都强调文革对塑造这个国家和讲述者人生的重要性。一个粗略的例子是，在我工作的华盛顿大学，如果利用图书馆检索系统，查中文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分别有29个和20个结果，检索英文的“cultural revolution”有459个结果。但检索中文的“大跃进”只有两个结果，检索英文的“Great Leap Forward”有28个结果，这其中还有很多是隐喻和讽刺意义的。1958年到1960年在社会、工业、和农业上发生的事件可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生态和社会系统最大的转折点，但是其研究成果，起码从数量上看，却远不如对于文革的研究。

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所谓“十七年时期”的集体怀念。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和平，以及对于繁荣的愿景。到了1966年，一切都乱套了，读书人被发派去体力劳动，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下子落后了五十年。根据这种怀旧的叙述，在1949到1966年这十七年中，艺术自由有一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快速进行，大学得到发展，很多流行病被消灭，人们在每个社区都建立了学校，最重要的是，除了少数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所有人都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忠诚和热情。不过现在想来，当时已有一些文革的征兆：打击反革命者的运动，对某些直言不讳的声音肆意的迫害，特别是反右运动中囚禁迫害了很多知识分子。不过这些都被看做是十八年后那一恐怖事件微妙的暗示。事实上，很多自传都以某人或某人的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捕为开头。

根据这种霸权主义的历史叙述，在那之后，即是世界末日。文化大革命代表的是一切的颠倒。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城里人被送到农村，学生迫害老师，红卫兵审判党内权威，经济发展进入歧途，礼仪礼貌被野蛮替代。十年浩劫是经济发展上失落的十年，是中国与外界隔绝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好心好意的社会主义变成它自己噩梦般的讽刺，毛主席的七分功劳给本来混乱的国家带来了秩序和发展，但在这里表现出他的三分过错，然后整个国家都天翻地覆。据戴维斯的分析，用中文写作并发表在中国的文革个人回忆，与用英文写作并发表在别处的回忆有些不同。本土叙述侧重于讲述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革命领袖如何变得越来越偏执而不切实际，他对知识分子施加了可怖而全非必要的折磨，还有在文革之后的岁月中，那段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命运浮沉。英文的记事则着重于年轻的狂热，随后理想的幻灭，还有他们最终实现了移民、婚姻、并著书立说这一美国梦式的胜利。有些时候，这些英文作品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做整体上的、含蓄的批评，但所论不仅仅限于那失落的十年中发生的最疯狂极端的例子。

在之后的故事里，文革这场全国的噩梦结束了，随之开始的是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变得理智，审视过去的错误，然后把过去的放下，开始迎头赶上。一切都变好了，从无产阶级文学到伤痕文学还有纯文学，从集体化的农业到乡村企业，从粉刷满标语的墙壁、棋布的单位大院、还有戒备森严的大门，到高楼大厦、闪亮的玻璃幕墙和大堂那高高的天花板，从男女通用的服饰到时尚，从隐匿的性爱到对性爱的标榜，从各地的封闭到千万的内部移民，从闭门锁关的国家到对美国千亿级美元的贸易顺差，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到中国导演被当作电影界仅存的创造力，中国焕然一新。尽管改革开放时期已经比“十七年”时期和文革加起来还要长（后毛时代的时间已经比毛时代更久），今天在人们谈论历史和文化时，谈论的仍然是从文革的阴影走出来。当然，也有一些需要警惕的现状。城乡差距，乡村的空巢化（spectralized），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展不均，犯罪率上升，还有官员的腐败。海外则对中国重新崛起的威胁议论纷纷，学术著作里通常还提及美国和欧洲的衰落，东亚重新成为世界中心。当然还有老生常谈的民主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缺乏民主带来的问题。

最后才轮到环境。除了汇集南山的那些知识分子之外，公开批评中国环境的，还有国外的社会和环境学家，境外来的游客，和那些末日预言家，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延续的，接近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会给中国的资源甚至全球生态圈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害。日渐改善的中国环境法律和监管机构也开始谴责恣意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环境的破坏。不管出路何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所面临的危机。

但在这里，我要提出当今环境研究的两个障碍，这两个障碍让我们无法更进一步，理解我们为什么到了今天的地步，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一个障碍是环境界对话中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隔阂，这种隔阂在关于中国环境的对话中尤其明显。例如，易明（Elizabeth Economy）那本有着绝妙标题且广为流传的《一江黑水》一书，其内容完全是政策，里面的科学部分就像是给恐惧数学、但爱读报并爱发言的热心群众写的。诸如斯密尔（Václav Smil）中国的环境危机这样探讨了环境的科学问题的书，尽管在中国研究的学者圈里颇受欢迎，却完全不受大众的关注。

第二个障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或者说现代中国历史整体上的历史分期。历史上的政策周期、或是政治上那些所谓“好”时代和“坏”时代，跟中国生态环境的历史关系甚微。像我在本文第三部分所展示的那样 ，中国的生态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循环周期，与塑造和划分了霸权主义历史叙事的世俗政治政策周期并不一致。事实上，正如南山研讨会上的批评者认识到的，在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下在罪大恶极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生态系统和资源的影响，既不好也不坏。如他们所说，无论把现今的环境状况怪罪在文革头上，或是刚建国时期，或者文革之后的时期，都没有抓住重点。但同时，他们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发展主义，虽然在大体方向上不错，却也太过简单。他们的看法是：前现代和现代意识形态（不论姓资姓社）不同，一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另一个发展至上，在提高个人收入的神圣借口下，不惜牺牲可再生，可持续的资源，还有整个系统的健康。这种明确的二元对立总是令人心潮澎湃，但太过粗鲁。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些比另一些更有利于维持中长期生态平衡。而且如伊懋可多次强调的，尽管有些地方习俗有益于尤金·安德森（ Eugene Anderson）巧妙概括的“每日环保”，中国历史长期的宏观趋势是，行政和军事不断攫取更多资源，加之不应忽视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这些都对中国的环境产生了严重威胁，并造成多种资源的退化。这样的问题远在发展主义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最后，发展主义也有不同的类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占主导的地位的斯大林模式对环境破坏巨大，而大跃进时期的发展主义和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化的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破坏，尽管从程度上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这些不同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尺度下以不同方式与地方文化习俗产生了冲突。这使得环境事件的时间尺度和发展，不易被划分到霸权主义叙事中各个历史时期中去。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而不是通过狭隘的阶级政治史观看问题，我们可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更普遍而且更切实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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