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Surprise)

因为人类生态系统是如此复杂而不确定，有些变化是任何模型都无法预料到的。无论我们为突发情况做出多少预先的考虑，仍然会有一些情况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对于这些情况，兰斯·刚德森(Lance Gunderson)称之为“生态意外”。飓风卡特里娜就是这样一场生态意外。尽管我们拥有十分精密的气候模型、堤坝的强度模型和风暴模型，无人预测到这样一场巨大的风暴 – 更不用说是气候、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飓风之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这样一种意外：当时欧洲人普遍感到一个和平、繁荣和和谐的新时代就要来了。并非所有的重大的生态变化都属于“生态意外”，有些仅仅是生态循环中，进入保存这个环节时，任何大的扰动都会使得系统的状态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些就并非是意外。不过，因为系统本身有不可预测性，意外总会发生。

概念讨论的小结

我尚不成熟的看法是，一个文化或政权在思考如何管理其生态环境时，如果倾向于考虑生态环境中期(medium-term)的可持续性、抵抗力、多样性和富余，那么这样的文化和政权在大的生态变动面前，一般所承受的损失会比较小，这样的文化和政权也能够存在更长的时间；相反，如果一个文化和政权的思考或是意识形态忽略甚至压制这些概念的话，那么生态变动带来的人的灾难会更大。人类学者和生态学者已经开始收集被他们称作是TEK（传统环境生态知识）这样系统的例子。在这样的系统里，人们对于可持续的资源的使用和维持生态系统的抵抗力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和更加现代和科学的认识是很相似的。当然，这些传统知识和现代的看法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这样的不同使得两种思考中很多形式上和实质的特点都呈现出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现代的看法认为，这个世界，或是任何的人类生态系统，都可以被重新创造，重新设计，重新开发，以使得这个系统的某一个重要变量最大化。这个变量，可以是大跃进时期的钢铁产量，文革时期的亩产量，或者是那些综合的量度 – 比如工业产量，个人收入。这种现代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这类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组织的系统可以被简化为阶级斗争，认为生产系统可以被简化为工业产出，并且认为这些系统都可以量化。现代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仅把旧的系统看做是对于人类幸福的阻碍，是统治阶级的自私和贪婪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意识形态认为旧的系统是建立在民俗(folk)的知识和信仰之上的，这些民俗的知识没能吸收科学的成果，因此也就是低下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这些社会实验的失败是霍林所谓的“一流科学”的失败，即通过操控少数的变量，管理和控制整个世界的简化的努力。有些讽刺的是，我和我的同事们 – 我们都相信、实践科学 – 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减弱简单化的“科学”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伤害。

作为结语的一些个人思考

西方的历史学家，政治学者，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那些跨文化的环境学者，这群研究中国的人们似乎在过去的十五年内才开始关注中国与环境这一问题。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是，我感觉他们看待环境，只是把它当作一系列需要关注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而非把环境当作一个崭新的视角，用来系统的解释中国演变至今的过程和启示。中国政府和各国的环境评论家都在孜孜不倦的关注这些问题和它们的短期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员、学者、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都积极地参与这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些当然都值得赞扬。但除了少数系统性思考问题的人（比如 伊懋可和斯密尔），他们仍需把他们所掌握事实和数据放到一个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内，才能展示所有事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做了一些案例上的尝试，或许它们今后会被吸收到一个更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中。

不过同时，就像生态学对生态本身的意义那样，在这里，对中国研究的群体，我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我期望为如何理解中国近来的历史和当今的困境开启一个新的对话。我认为在大多数学术著作中，生态变化的影响都被低估了。即便是杨大利的《中国的灾难与改革》一书（书中关于大跃进的观点跟我一致），其索引中也没有类似”森林“，”生态“，或”灌溉“的条目。 但显然正是因为大跃进带来的生态系统变化，因为它引发了自适应周期的反向动力，才会有三千万人死于饥荒，水土流失和滥伐森林才会在如此多的地方出现，中国才会损失比以前多得多的物种多样性。而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系统的变化和它们的次生影响，如饥饿、当地集体组织和官僚体系的解体，中国才会走上改革之路，文革中也才没有尝试类似规模的变革。

至于文革，我淡化了它的生态影响。但实际上文革也带来了很多生态系统变化，尤其是通过“以粮为纲”的粮食政策。该政策导致了三大砍伐中的第二次大砍伐，并引发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陡坡发生毁灭性的水土流失，还有一些愚蠢的工程，例如夏竹丽(Judith Shapiro)描述过的滇池围湖造田工程。这些都是大跃进时期大规模改造环境政策的自然延伸，并持续到后毛时代的改革时期。

此外，我们在中国很多地区看到的，无论是从华北平原这个大尺度的例子，还是从小得多的白乌溪河谷这个例子，在大跃进的剧烈变动之后，整个生态系统进入一个持续性压过断裂的时期。追求高产而不顾其它系统影响的政策从六十年代初期，文革，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在政策层面上，中国从发展主义的无节制的开发和资源破坏，转向关注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这个过程发生在整个九十年代。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始时期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转变。从1957年到1990年代中期，政策基本上在说：“去他妈的生态和可持续，我们要的是先富起来。”政策层面的关注自90年代中期起逐渐加强，但实施一直落在后面。这个现象更多的与社会经济体系而不是生态系统本身有关，但它展示了两者的紧密联系。

我不认为中国注定会成为一个充满了有毒空气和人造食品的国度。我认为明智的预防和调适举措，不论是为了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还是为了应对持续的工业化和发展，可以使中国从现状逐渐转变到一个可以为全体居民提供合理生活质量的生态稳态。但这要求我们不仅为了生态系统本身而了解它，还要重视生态系统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正常运转的作用。中国，或者其它国家能否做到这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目前我们必须采取的第一步，是要理解这个现象，还有那些用来描述它的语言和概念。

撰文：郝瑞（Stevan Harrell）翻译：刘博宇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环境史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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