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资料来看，丘吉尔在二战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鼓舞士气”那么简单，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最后的胜利，哪怕眼前的战局令人绝望。

但无论如何，英国人真的被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深深打动了，即使天空中布满了德国空军的黑十字。当丘吉尔视察一个有数十人丧生的防空洞废墟时，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几乎将他淹没，他们迅速将悲伤抛之脑后，大声向丘吉尔喊道：“我们知道你会来的，我们能经受得住德国佬的轰炸。狠狠地回击他们。”

丘吉尔的信心显然比德国空军的所有炸弹加起来还要充足。他发明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胜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按照现在的轰炸速度，德国人大约要花10年时间才能毁掉伦敦，不过在10年结束之前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纳粹政权身上”。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尔咒死了。

希特勒可能至死都无法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投降了，大半个欧洲都臣服于第三帝国，但英国人仍然孤军奋战，在看似绝无希望的战局下，一次次拒绝了他宽宏大量的“谈判呼吁”。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碰上的是丘吉尔，一个看似忽略一切现实条件的死硬乐观派，一个“现实扭曲力场”比乔布斯还强大的男人。

可以将蒋百里先生的那一句抗日名言送给丘吉尔先生，“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英国陆军被赶出法国，不降；法国人投降，不降；德国潜艇每月击沉几十万吨英国船只，不降；英军狼狈撤出希腊，不降；隆美尔在非洲不可一世，不降。那么，当英国空军打赢了“不列颠空战”之后，自然就更不会降了。

很快，丘吉尔就惊喜地发现，英国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

此时也就顺势进入第二点了，当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迅速抛弃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一手组建了“抗德统一战线”。

1941年6月22日上午8点，当丘吉尔得知德军入侵苏联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告诉BBC，今晚我要发表广播讲话”。

“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在这次著名演讲中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不念旧恶”的决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如果说此时的斯大林还在将信将疑的话，第二天，他就听到了一则让他打消疑虑的好消息：6月23日，为了尽可能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丘吉尔下令英国空军对法国北部的德国军事目标实施一系列密集轰炸。几天后，丘吉尔又向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大礼：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东线战场情报。

相比丘吉尔在公开演讲中的感动世界，我更愿意相信丘吉尔私下里回应他与斯大林结盟的那句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尽管丘吉尔在内心中并未放弃他对苏联的仇恨（这可以在几年后的“铁幕演讲”中看出），但他此时对斯大林的种种援助无疑是真诚有力的。在苏联抵抗德国最危急的时刻，丘吉尔的船队冒着北极航道的种种危险向苏联的军港运出了一船船救命的战备物资。

当然，你可以说，丘吉尔也多次拒绝了斯大林要求英（美）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这或许对减轻苏联的压力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丘吉尔和英国而言，他们当然有权利选择那些对英国更有直接利益，代价更小的战场对德作战。毕竟，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作战，而是是否作战。对此，我们难道还有理由去怀疑丘吉尔消灭纳粹德国的决心吗？

如果说苏联的参战让英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危局，那么，仅仅几个月后，丘吉尔将迎来他盼望已久的战争盟友——美国。

这也就进入了第三点，丘吉尔在二战中一以贯之的国策：尽一切力量争取美国的援助，美国参战后则甘心做罗斯福身边的那个男人，直至结束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丘吉尔在知道美国遇袭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饰他如愿以偿的满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回忆说，当时他就断言“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过就是“把占压倒性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的运用罢了”。

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丘吉尔惊人的前瞻性和自信心。在德军已几乎占领莫斯科之际，在日本海军几乎干掉整个美国太平洋海军之际，丘吉尔已经提前数年断言了胜利，因为他知道，美国终于来了。

用历史的后见之明去审视丘吉尔当时的信心来源，会发现这个自信偏执狂竟然是如此的理性，“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戮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或者三倍于他们敌人的力量……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结局不再有什么疑虑了”。

某种程度上说，从丘吉尔决心孤军对付德国那一刻开始，他已将美国作为自己潜在的盟友。他在败军之际所有的信心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对美国参战的自信。事实上，在美国参战之前，丘吉尔就已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对美外交上，一步步将半推半就的美国拖上了英帝国的战车。丘吉尔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获得了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予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之后，丘吉尔就匆匆来到了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那里，他获得了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承诺，美国的庞大资源将首先用于解决德国。

从那时起，孤胆英雄丘吉尔就变成了罗斯福身边的配角。丘吉尔清楚地知道，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必须收敛日不落帝国首相的高傲，向新贵盟友俯首称臣。

我想，这也正是丘吉尔的伟大之处。

1955年4月，丘吉尔在主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给他的同僚们留下最后一条建议，“不要和美国人分开”。

直到今天，英国的政治家们依然在遵循着这条政治箴言，丘吉尔泉下有知也当足慰平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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