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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迹象表明，奥巴马正把“金融武器化”提到一个战略高度，当作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

奥巴马外交立场上鲜明地反对军事干预，同时对金融制裁的热衷胜过往届总统，从叙利亚内战、对伊经济封锁到乌克兰事件皆可见一斑。

此前，金融实力是外交实力和防卫实力的后盾，属于“幕后英雄”（enabler）。“但在全球化导致世界相互依存度日趋提高的背景下，金融实力的作用已经提高至可与军事实力并驾齐驱的水平。”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戴维德•戈登(David Gordon)说。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操着一支火枪。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下令出动重型轰炸机。但对美国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来说，在必须调和美国公众的厌战情绪与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的要求之际，首选装备是一种武器化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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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武力几乎是保护国家安全、改变对方军事行为、影响对方政治结构等政治目标的唯一实现方式。而一战后，以经济制裁替代战争的支持者开始出现。经济制裁被勾画为可以替代战争的、更人道的强制工具。

所谓金融武器化，也是暗示用更先进的金融制裁替代军事干预和普通的经济制裁，维持全球和区域的秩序与稳定，威慑对其构成挑战的对手。

日本经济新闻曾报道，伊朗希望出口石油，但是，交易使用的货币一般都是美元，而结算则通过华尔街的货币中心银行(money center bank)以及纽约联邦银行来完成，与交易有关的信息毫无隐私可言。

如果美国政府决定“禁止与伊朗进行交易”，任何方面都不愿意蹚浑水。美国不仅冻结了伊朗的金融资产，还对那些与伊朗进行大宗金融交易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惩戒，禁止它们在美开设账户。

对于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而言，能否继续在美国展开营业活动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用业内人士的话，这就等同于“被排挤出21世纪的经济体系，那就只能回到石器时代”。

更极端的战术还包括，利用货币价值波动引发通货膨胀，利用基金扰乱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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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者Barry Eichengreen描述，美国曾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使用金融武器迫使英国同意它的要求。当时在法国和以色列的帮助下，英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艾森豪威尔政权把英国的这一举动看作与其他中东国家相对立，并侵害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要求英国政府撤退。艾森豪威尔政权威胁要抛售手中的英国政府债券，并表示英国不得从国际货币组织得到贷款来支撑汇率。出于惧怕汇率暴跌和利率的暴涨，英国别无选择只好同意。

美国为什么能把金融武器化？

首先，美国拥有将其他人排斥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的能力：美元是首要金融储备与投资货币，美国在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性金融组织拥有规则制定权。

其次，美国拥有实施金融制裁的强大基础设施。在这种打击机制中，金融情报的收集、分析以及情报人员的专业技能发挥了核心作用。

美国财政部很早以前就在追踪犯罪组织洗钱和恐怖活动资金，但一直只是作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协助者，仅仅参与处理个别案件。而到克林顿政权末期，在财政部长萨默斯的领导下，开始摸索如何将金融与安全保障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将美国拥有的金融影响力作为安全保障的工具来使用的机制，是在2001年“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全面建立起来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当时在财政部内部建立了世界第一个金融情报部门。该部门主要针对恐怖组织，推进核武器开发的朝鲜、伊朗，以及与毒品买卖有关的有组织犯罪等。从放在嫌疑人口袋中的发票、银行汇款记录到情报机构获得的秘密信息，涉及广泛领域的数据。通过查清有关组织的全貌，切断其资金链条，进而迫使其分崩离析。

很多人士认为，长期遭受经济制裁的伊朗在核开发问题上同意与美欧坐到谈判桌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利用了以往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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