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甲午120年祭，再过一个月余就是120年前老朽的清帝国屈辱丧失东亚霸主地位之日。东方历史评论从三本学刊（Modern China 2014年第3期；Modern Asian Studies 2004年第2期；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4年第1期）中选择了三篇文章，希望从传统政治军事史，传播史和外交等方面理清甲午战争及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在第一篇文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虽然在工业技术和传播科学思想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地方难以统辖、帝国官僚机构腐败，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第二篇文章则表明，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缺乏了解，使得中国失去了比战争损失更重要的主权自主的可能。第三篇文章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清帝国人民对于甲午战争的自信想象，以及这一想象的集合体创造的谎言。

洋务运动的发展和甲午海战的失败——甲午战争整体形势的分析

整理自：Naval Warfare and the Refraction of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in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ilure, 1865-1895′

作者：BENJAMIN A. ELMAN

1950年，Mary Wright提出：帝国系统和传统孔学意识形态是导致甲午失败的原因。但很快遭到了Wang Ermin的反驳，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中形成的军工集合体就是中国脱离帝国系统的明证。但是对于大多数日本和中国学者而言，洋务运动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帝国政府形态的影响而非常有限，整体上堪称失败。到底洋务运动的进展如何，而帝国行政问题对于甲午海战的影响又有多少？

去评价洋务运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成功，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是军工产业的生产能力，第二是整体科学教育的进程。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单位有两家，一是1865年是李鸿章主持的建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另一个处是由左宗棠1866年筹建的福州船政局。这两个军工机构都是依靠海关收入建立和维持的。李鸿章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建立新工业有三个基础，1）制造用的机器。2）建立起一种新的职业范畴——技术工人和工程师。3）翻译科技书籍。因此这些机构都包含着制造分支和教育及翻译分支，而且机构设置非常近似。

江南机器制造局几经扩建，在1970年以后成为全东亚最大的现代军火制造中心。军火制造的技术工作都由外国人掌握。到1867年年中，制造局每天可以产出15支滑膛枪和一百发12磅榴弹。每月可以产出八门十二磅榴弹炮。1968-1876这八年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厂效率极高，共造出十一艘舰船，其中战舰十艘。木壳和铁壳战舰各占一半。所有部件都是在制造局自制的。而且所采用的引擎和火炮制作技术也领先于同期日本最大的横须贺海军工厂。由于缺乏经费，中国直至1877年才能制造欧洲常见的复式蒸汽引擎，因此在这段时间之内还是落后于欧洲的。整个1890年代中，中方的军事训练相较日方都显不足。而江南制造局在1876年之后的产率直线下滑，而在1885年建了第一艘钢壳船之后就不再作为军事船厂服役了。尽管如此，直至1889年中国在造船技术上还是保持着领先的地位。1889年之后，法国工程师给日本设计了新的铁甲和钢甲舰之后，中日制造水平的对比才开始逆转。1885年后，江南制造局开始重点制造火炮，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成功制造出大型后装式阿姆斯特朗炮，其射程可以达到7000-11000码和40磅速射炮。而日本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尚未开始它野心勃勃的炮兵计划。

在教育分支中，江南制造局在传教士John Fryer的带领下重点翻译了一系列技术和工程学书籍，而非数学或自然科学的书籍。在1869年同问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在这里，学生们在一开始需主要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学和机械。同时也接受国际法，地理和机械制图的训练。之后的高级班分成七个方向1）地质学2）冶金学3）机械设计和操作4）工业设计和制造 5）外交学 6）海洋和陆地战争 7）外语，外国文化和政治。所有科目的实用性都很强，而且在科技方面的教育堪称全面。但是除此以外学生们还是要学习八股，以应对科举。虽然其中成绩优异者可借技能得到官职，但还是会受同僚排挤，在官场上低人一头。

就综合科技教育而言，由于缺乏普遍性的课程，这种教育主要是通过翻译工作传播的。成立于1864年的同文馆在1867年设立了数学和天文学部门，其中还有化学，物理，机械的教学课程。通过传教士教师的帮助，他们把翻译出来的宣扬科学技术的文章发表在《中西文件录》上，同时还为《万国公报》提供免费的附页，以扩大受众面。在同文馆编入江南制造局之后，到1879年，由Fryer领导的翻译小组已经译成98种，共235卷译作。除却官办的翻译部门，在1850-1970年间，北上广的新教传教徒们翻译了大量理科经典著作。于此同时，成立于1874年的上海格致书院在Fryer的资助之下在《格致汇编》上发表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科学论文。其主编栾学谦也就此成为Fryer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助手，其文章也收录在《中西文件录汇编》中。这份杂志在几个月之内就卖掉了3000份，在1880-1890年这段时间内，每一期《格致汇编》都可以卖到4000份，近上海就有将近2000读者。它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许多学生。在1865-1895年间，这些西学课堂已经产出了一批包括严复和鲁迅的受西方科学教育的学者，他们作为“格物者”逐渐形成了一股独立于文人政治之外的力量，并服务于开展洋务运动的省份中。在1870年代及之前，日本学者意图摆脱兰学影响，因此其他国家科技著作主要来源于对中国的翻译的再译，这就足以说明两国当时翻译的水平差异。然而这些翻译著作在日本学者间产生的影响远比中国要大。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直到1880年代在科技方面，尤其是造船方面要较之日本更先进。此时中国有两艘铁甲蒸汽船，而日本只有七艘常规船只。虽然如此但中国在1874日本的台湾威胁下依然选择了赔款和事实放弃琉球群岛。1870年中期之后这两个造船厂的经费被削减到556万银元，远逊于所需，因此造船速度减缓。而中国的其它军工产业在这一时期都在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队。除却经费紧张，方面大员之间互相掣肘和腐败更使得军工业雪上加霜。

地方大员的相互掣肘在中法战争中已经展现，当时马尾港的南洋水师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对抗法国海军，由于缺乏训练的海军人员无法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合理反击，它们在十五分钟内就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次南洋水师的惨剧正是北洋水师崛起的契机，这加深了两支水师间的裂痕。到了1894年，中国共有65艘战舰和43艘鱼雷艇。而日本只有32艘战舰，23艘鱼雷艇，与北洋水师一支在舰队规模上相当。但相较于统一的日本海军，中国的海军却分为四个舰队。尽管这四个舰队有所合作，但在甲午战争之中直接对抗日本的只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出于报复完全袖手旁观。

在决定性的威海卫之战中，虽然中国军舰具有吨位和装甲优势，但日军军舰更加迅速，且装备三倍于中方射速的速射炮。中方共发射197发12’’弹药。小型舰炮发射482发，集中58发。命中率在10%，而日方命中率在15%，而且具有射速优势。虽然数据上并不难看，但是中方发射的弹药中有许多未填火药的实心弹，这完全证明了海军军需官的腐败。系统性的问题还包括北洋水师低效的指挥系统加之清廷的武断使得战后赏罚不明。许多海军军官在海战之后自杀。

甲午海战之后，洋务运动停滞，Fryer回到祖国，科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所倒退。人们因为战争的失败而认定洋务运动的失败，转而呼吁清朝体制的改革，是中国走向了革命和改革之路。而日本则借由甲午战争声名大张，志得意满，从一个不为西方看重的小国一跃成为东方的列强。在甲午战后，中国派遣许多留学生前往日本，而这之后的中文翻译中，日语译法反成了借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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