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商业利益共同编织的谎言——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新闻

整理自：The First Casualty: Truth, Lies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sm in Chi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作者：WEIPIN TSAI

直至十九世纪，实时战地新闻才成为可能。由于电报技术的应用，以往需要以周为单位传递的战况现在只需不到半日即可送达报社编辑部。这大大促进了战时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重要性。

尽管比欧洲延后了几十年，电报带来的战时新闻革新还是影响到了中国报业。在1883-188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报业利用电报技术小试牛刀之后，国民对于时效性战报的需求被激发。因此在甲午战争期间，对于最新战况的报道成了当时媒体竞争的主战场。

彼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两种报纸是申报和沪报。这两家报纸如同所有当时的主要中文媒体一样，都是由外国人控股的企业。不同于一般由外国领馆投资的报纸，这两个报纸更具商业性质。他们的主编和编辑主要都是华人，对报道内容有很大的自主权。沪报的传奇主编蔡尔康由于难耐同事的倾轧于1891年辞职，由此沪报对字林西报愈发亦步亦趋，丧失了它的活力。故而至1984年甲午海战爆发之时，申报发现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由蔡尔康新创的《新闻报》。

在1984年，虽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20多年，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未了解到日本改革的清晰面目。因此在开战之际，没人料到日本会取胜。那时候西方在远东的注意力主要都投注在中国身上，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的进步，却没有人了解日本军力如何。故而不论是清廷还是西方，都对于甲午战争中的中国抱着乐观的态度。李鸿章认为中方军力即使难以占据优势，至少也足以自保。而当时中国海关监察官Robert Hart更相信只要战争持续较长时间，中国必然获胜。而当时作为报业中心的上海身处洋务运动的中心，更是日新月异。这让从业者们更觉自信满满。

在如此自信的舆论导向之下，纵使没有任何周密的计划，出兵保护附属国朝鲜是清国不容推脱的责任。在申报1894年《论中国为朝鲜事不可不与日本一战》一文中，中国必将如“热水融冰”般战胜日本的军队。十年前的互有胜负的中法战争此时又被重提，作为中国战力的明证。新闻报的编辑就写道“那时候我们和法国几乎打了个平手，但这之后我们的海军又得到了大幅发展。”

阅读了这些消息的国民无疑抱着热切的心情期待读到中国的胜利。这使得力图开拓市场的新闻报和想要保持领先优势的申报倾向于做乐观的报道。

在1984年11月23日，申报以《详述鸭绿江胜倭确信》一文报道了黄海海战，认为北洋水师获胜。在三天后的《战事余文》中申报后续报道黄海之战时援引了“一位天津朋友”的叙述，生动的描绘了“浓烟遮天蔽日，三艘敌舰被击沉。”的过程。当日，还有一篇名为《倭奴讳败》的文章驳斥了日刊的消息，言之凿凿的断定了清军的胜利。同期的新闻报在报道上相对谨慎，虽然同样报道了黄海海战的“胜利”，但也提及了之后平壤之战清军的惨败。在《再录仅有函递胜倭确音》中，中方舰队虽有受损，但无一舰沉没。而日本则是沉船遍布海上。尽管黄海海战真实过程至今尚不完全清楚，但是中方有舰艇被击沉一事毋庸置疑。故而这些报道难称真实。

除却乐观态度，这时申报和新闻报战时报道的另一个特征是充满情感的辞藻，节奏缓慢而详尽的叙事。这与一般的新闻报道大不相同，反倒有些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子。比如在新闻报的《牙山战时纪实》中“船长邓寿昌为倭船子弹直贯大脑，登时死亡，但他的鲜血和脑浆却飞贱在他后排士兵的身上。”这样的描述无疑可以激发读者的情感。

如果说黄海海战尚还是由于事实不清很难评判，在1985年新年将近之时，新闻报和申报传达的关于威海卫海战的胜利报道则确实不实了。新闻报的《细纹我军威海元旦获胜事》将面对狡猾敌人清国海军仍然用五大策略取胜。这一胜利被比作日月重归大地。

在战争尘埃落定的十年之后，申报和新闻报都对错报进行了一番解释，认为距离过长，军情机密和谣言驳杂使得消息非常模糊。而战时电报网被战争破坏又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靠不确定的消息以满足读者的需求。除此之外他们还指责那些西方报纸发布误导信息，而这正是他们主要依靠的信息来源。

虽则两大报纸的报道大多过于乐观，错误频出。但说他们完全没有做还原战场的努力也不公正。尽管重点战事多被粉饰，但日常报道之中，那些不那么乐观的信息也会夹杂在胜利的宣传之中。毕竟要在读者的爱国热情，以读者兴趣为转移的商业定位和新闻业的专业原则之间找到平衡之处并非易事。但是他们对信息的取舍和对所选的叙事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读者得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谎言，而这两大报纸得到的是在战争期间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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