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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