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不稳定来源，这主要表现在西方阵营利用边界问题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假和平、真侵略，离间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从中遏制孤立中国。中国统一撤出“1941年线”以西、在中缅边界上作出原则性让步的前提是，缅甸同时从片马、岗房、古浪地区撤军，两国三段未定界一揽子解决。中国的让步和要求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反映其解决该问题的迫切性。这种迫切性又和“黄果园事件”发生后的中缅关系状况、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有密切的关系。透视，周边中小国家也不完全相信中国。因此中国解决缅甸问题的出发点、政策目标是“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做法就是，不在“一城一池”上计得失，从宏观上谋求边界问题的解决，获取和平的周边环境。1960年4月17日，周恩来与吴努会谈时表示：“关于边界问题，通过多年努力，双方的观点一天天接近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个面积大小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缅甸问题的示范效应和榜样竖立：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既是个案，更是中国选取缅甸作为突破口，突出榜样力量和示范效应，向所有与中国有边界问题的国家表明，尽管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通过和平协商是可以解决领土纠纷的。既然是作为榜样、模范，那么就不能不成功。而中国之所以选取缅甸作为实验对象、范例，是因为“缅甸与我们关系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这是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谈问题的基础。缅甸代表了一些小国的想法，如果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消除缅甸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安定其他周边国家都会产生很好的因为。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还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
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真实性：由于包括缅甸在内的不少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国颇有疑虑，担心中国进行扩张，因此，中国力图取得他们的信任。正如周恩来在1957年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中共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初衷还含有借此表现一个爱好和平的形象。曾有学者提出，中国之所以和缅甸解决边界问题，是为了丑化印度，在东南亚国家中孤立印度。1959年，中印边界形势才开始紧张，而中国1956年就已经决定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了，所以这种观点缺乏说服力。不过，1959年中印边界紧张局势、印尼排华事件以及当时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不利看法，使中国需要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并利用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在周边国家中孤立印度，这也是推动问题解决的背景因素。
根据上述几个因素，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缅方坚持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时、当缅甸坚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时，中国虽然不愿意，“但是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并尽力克服困难努力实现这一方案。”
从缅甸方面来看，奈温军人看守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虽然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了较大让步，但缅甸方面也面临着问题。中国让缅甸归还3个克钦村子的要求虽然得到了吴努和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但遭到克钦邦的强烈反对。1958年，缅甸过类政治动荡导致边界谈判搁置。不过，奈温军政府的上台（1958年10月—1960年4月组建看守政府）同时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奈温上台后，积极推动边界谈判。1959年底，奈温告诉周恩，在连锅边界问题上他作为看守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获得了国内所有重要政党的支持，而这是民选政府做不到的。吴努也说服了克钦邦领导人同意归还3个村子，奈温赢得了克钦邦和掸邦领导人在边界问题上的合作。因此，他告诉中方，缅甸已经做了历任缅甸政府所做的最大让步，建议双不要再进行谈判了，邀请其去北京，立刻签署协议。在奈温推动边界问题解决的背后，既有其个人性格果断、军人看守政府的因素，也有他想通过在任期内解决该问题，提到政治声誉，为重返政坛积累资本，赢得中国好感的考虑。
以往，国内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些主要体现在：证明了和平政策的“言行一致”，原本一些担心“中国口是心非”的东南亚国家开始对帝国主义表示不满，对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大为上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大有提高；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其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推测；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密切联系；使中缅睦邻关系进入正常历史新阶段；为突破美国的封锁，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打击了美国对华遏制封锁政策等。
笔者认为，中甸边界问题的解决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上述这些观点夸大、拔高了该问题的影响，而且这些论断都是以论代史、就事论事，缺乏基本的论据支撑。仅仅通过边界问题的解决就能赢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信服，对美国产生不满，达到树立中国大国形象等一系列效果的说法，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只是部分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的忧虑，在中国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前，这种担忧是难以得到克服的。缅甸个案为随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谈判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其示范作用不宜夸大，60年代中国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中国采取了立足现实的政策。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将两国关系推向了顶峰，但这种亲密的状态很快被1962年奈温军人政变所打断。奈温上台，在内政、外交上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导致中缅关系出现了一些波动和变化。所以，边界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使中缅关系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带动了两国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1950年，一些败退的国民党军进入缅甸后，在美国、台湾的支持下，势力越来越大，不时对云南进行袭扰，对中国边疆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虽然缅甸试图通过军事、外交手段解决该问题，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中国50年代曾向缅方提出，帮助缅军消灭国民党军，但遭到拒绝。1960年10月，两国签订边界条约后，双方随即需要对边界进行勘察和树立界桩。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防止国民党部队破坏勘界，双方商定11月20日左右采取共同行动清除国民党军。1960年11月22日-1961年2月9日，中国军队两次出境作战，历时近3个月，同缅军联合国围剿缅甸境内的国民党部队，摧毁了其在缅甸的总部。此后，当地的国民党军对中国已构不成威胁。
缅甸同意解放军如缅作战是最终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缅甸人对中国人一直就抱有击打的戒心，无论是50年代初拒绝中国军队入缅助战的要求，还是1960-1961年最后同意联合作战。但不管怎么说，缅甸最终接受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表明了其对中国信任度的增加、中缅关系友好程度的提升，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缅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中缅友好、信任度一度达到顶峰，此其一。边界问题解决后，缅军力量薄弱与国君对勘界和竖桩形成威胁之间的矛盾，为解放军入缅提供了契机，此其二。因此，缅甸国民党军问题的最后解决实际上是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最大副产品之一。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的确给印度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印度原本是想在边界问题上和缅甸组成联合阵线对付中国，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引起了印度很大不安，因为这成为中国手中反制印度的一个宣传武器”，“缅甸间接地帮助了中国证明印度是一个顽固的国家，不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也导致了印缅关系紧张，特别是缅甸人也提出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模式可以为印度来效仿的言论，让印度人大为光火。
1960年11月，吴努专门前往新德里，向印方解释中缅签订的边界条约问题。此外，虽然，中缅边界条约从未体积麦克马洪线，但是印度认为该条约实际上有利印度，因为中国已经理论上承认了该线。
结论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但以往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第一，缺乏第一手材料，不能就其过程和意义进行实证研究。第二，就事论事，没有把该问题放到冷战的大背景下、放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去讨论，因而出现了一些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成功解决给外交带来了诸多重大影响的论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的评价，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读。就中缅关系来说，它代表着双边关系发展的顶峰，但并不具有转折性意义。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缅甸个案的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在处理缅甸问题时所奉行的和解政策，对周边邻国具有一定的号召作用。
冷战时期，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受制于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大国关系的发展格局，边界问题的解决会一定程度上缓和和推进与邻国的关系，但据此声称其改善了中国外交格局、使“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恐怕有悖事实。
本文摘自《南洋问题研究》 2010年03期 作者：范宏伟 原题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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