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麦克法夸尔写就“文革三部曲”以来，英语学界普遍将“大跃进”至1965年的共和国政治史视为一部精英与事件交替主导的“宫廷史”。这段广为人知的故事以大跃进的发动和接踵而来的饥荒为始，承之以刘、邓、周、陈等政治精英围绕这一后果的周旋、修正，并最终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放缓的担忧和不断涌现的文革动机收束。
不过，英语学界似乎就此止步不前。研究者普遍在相对偏狭的事件视角中探讨大跃进对中央-地方关系、基层政治的后续影响，而倾向于忽略麦克法夸尔视作一段连续体的1958~1965年内在的趋势与变化。相形之下，大量新近涌现的一手史料、领导人传记和下层视角的中文研究著作，更使视线固定的英语学界捉襟见肘。在精英与事件串联起来的故事模式之外，1958~196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否有其他在政治维度之内的讲法？作者在本文中提供的政治制度化视角，正是对这段政治史的另一种“观看之道”。
1958~1965年间的制度化进程，可以从三个较之前更为显著的方面加以呈现：法律制度的应用、精英群体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军事化的进展。
关于文革前中国的司法状况，确有许多法律史研究指出，行政处罚作为当时司法职能的中心目标远比正式法律程序来得关键。但无论当时的司法制度存在多少弊漏，前文革时代的司法诉讼仍远比我们想象的庞多；其适用范围与效果，也至少应与劳改和其他行政处罚受到同等重视。1950~1965年间，共有超过2400万起案件经过法庭正式审理，其中，17%的刑事案件均在反右运动告一段落后的1958年内启动受理，并且，与通常的认知相反，前文革时期超过三分之一的“反革命罪”指控也正是在同一年进入司法程序，从而扭转了1950~1957年以劳改和行政处罚为主的直接手段。尽管1958年“反革命”案件的激增，多少可以归因为公安部在政治风向下核定了过多“反革命”嫌疑人员，“反革命”案件的比例在1958年后的不规则起伏也表明，这项针对“政治犯罪”的司法进程与当时变易的政治背景之间不存在过于显然的相互联系。另外，十五年间近14% 的“反革命”涉案者最终豁免处罚或被判无罪，这一期间中国司法制度的惩罚甚至远没有同期的美国来得严苛。而在民事诉讼方面，超过70%的案件都与离婚争端有关，它表明，在当时的中国，通过合法途径终止婚姻关系已成为一项普遍的社会惯例，而正如当时的法律制度在刑事领域中逐渐扩张的适用性，法律及其程序的制度化虽然有限，但仍然取得了可观进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果说1958~1965年的司法进程体现了程序性自1949年以来在体制内的持续进展，那么，这一时期精英群体的转变则是与过往的一次彻底断裂。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共有成员77名，截至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已有5人去世，5人被免职，再加上因健康原因无法充分履职者，七大中央委员已有13%的在任缺失率，建国初年的政治运动，更使这班“旧部”损失惨重。
相形之下，八大中央委员的在任缺失率虽较七大仅有小幅上升，但195名正式与候补委员中有57人于在任期间去世、患病或降职。换言之，在“文革”开始前的十年间，已有近30%的中央委员饱受政治或身体问题的困扰，即便“文革”不曾发动，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也将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变动还导致了高层政治格局的重组。十年内，军队的高层领导经受了最大的冲击。“十大元帅”中，有一位故去，两人受疾病困扰，徐向前与林彪逐渐丧失政治影响力，而彭德怀则彻底被免去要职。
在如此剧烈的权力更迭中，尽管领导集体相应的代际更迭在十年内裹足不前，衰朽、郁结、饱经风霜的老人仍然占据了文革前中国政治版图的显要位置，但另一方面，军队高级职位的空缺也导致所剩无几的高级将领之间围绕军队指挥权的政治斗争，是它，为精英群体彻底重头来过敞开了缝隙。而“文革”的骤然降临发生，只是促使这场酝酿已久的运动进一步升级。
与之相似，社会的军事化进程也是一条贯穿“文革”前十年历史的隐藏主线，但这条隐线也因其与“制度化”进程内涵的外部环境紧密联系，显得更加曲折与艰辛。1958~1965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在中苏关系波折的影响下试爆了首枚原子弹，并在1964年将国防工业化作为国民经济的重心。更准确地说，这一进程在“大跃进”发动前就已初现端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以来，军工生产就一直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但“大跃进”的冒进步伐几乎导致了军工生产质量的崩溃。匆促上马的歼-6战斗机无法投入战斗，甚至就连刚建成的成都飞机厂也存在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同时，毛泽东的核优先战略又必然要求节制常规武器的生产与投入，以至中国的国防工业化在60年代初只能始终蹒跚前进。
军工资源的有限性也反映在对外政策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空军力量和苏联方面的技术支持，毛泽东在对大跃进的反思中接受了王稼祥的建议，停止对美国侦察机的拦截并尽量避免与美苏的冲突。然而，伴随两极对峙与台海局势的加剧，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迅速转化为一系列军事动员指令，1964年，总参谋部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对沿海轰炸承受力的评估报告，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进军事化的决心，在“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下，以“三线建设”为主轴的战备经济计划随即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迅速推行，由军事化的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就此完成。
在全民枕戈待旦的情势下，与国防、军工分支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得到了迅速增强。1961~1965年，分工明确的多个机械工业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逐步形成，除却自50年代初就承担核武研发的二机部，其他以数字编序的机械工业部涵盖了航空、电子、船舶、导弹生产等重要军工职能。国防开支也随着军队扩编的步伐不断上升，仅1961年一年，维持部队花去的军费就占政府一年开支的13.6%，由此带来的是分布在老挝、越南、巴基斯坦边境守军数量超过83%的激增，如果算上1964年以后政府在“三线建设”中的投入，维护这个“军事工业联合体”每年付出的消耗，大致在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
种种迹象都表明，1965年底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在政治体系中的“意外”嵌入、代际更迭的若隐若现一样，它以一种我们今人并不熟悉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今日。司法、精英变迁与战备社会这三大进程，不仅合力呈现了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在错误与反复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让1958~1965年这段“文革史前史”变得更像一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历史。
不论是仍然矗立在广袤的中国西部、或是已经消失了的大型国有工厂，不论是仍然困扰今日男女的不幸婚姻，抑或是某些军中大佬的倒掉，或多或少，它们都是1958~1965年这段历史为我们留下的遗产的一部分。
整理自：Aspects of an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System: China, 1958-1965
作者：David Ba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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