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人总体上认为苏联兵比美国兵更强，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兵不像美国兵那么小心翼翼，不像美国兵那样被装甲包裹得严严实实。而且在文化上苏联兵比美国兵更接近阿富汗人的中亚农民生活方式。许多苏联军人对他们承担的”国际义务”深信不疑，就像现在的美国志愿兵常常认为他们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是在帮助一个落后国家和抗击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

在喀布尔的茶馆和街边摊贩那里，时常看到一个男人的画像：圆脸、黑发、蓄胡，还板着面孔。画像上的人是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任总统。纳吉布拉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掌管组织严密的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后于1986年成为阿富汗总统。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纳吉布拉又在总统职位上撑了3年。最终，塔利班的战士们于1996年将纳吉布拉送上了西天。

我时常向喀布尔的阿富汗人问起纳吉布拉的海报和明信片，他们的回答从”他（纳吉布拉–译者注）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那时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到”一切都好，喀布尔干净整洁”，不一而足。一位咖啡馆业主，用纳吉布拉的诨名轻描淡写地说道，”纳吉布（Najib）和巴基斯坦人干架”。换言之，人们记住纳吉布拉与其说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对许多阿富汗人而言非常含混的概念，不如说因为他是一个现代化的推动者和爱国者。

了解纳吉布拉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偶像有助于了解下苏联在阿富汗的经验–苏联的战略和战术、恐惧和苦难，以及激励阿富汗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的理想和目标。这个问题的权威之一是罗德里克·布莱思怀特（Rodric Braithwaite）。他是一个老牌外交官，曾于苏联解体期间担任英国驻苏大使。布莱思怀特最近出版了一本杰出的著作，他以同情的笔调记录了俄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阿夫甘奇》这个书名取自参加阿富汗战争的俄国老兵的诨名。这本书对布莱思怀特作为驻苏英国外交官必然兜售的宣传和谎言是一种严肃而适当的矫正。在这本书中，布莱思怀特对此闪烁其词，但他在访谈中更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当布莱思怀特撰写这本书时，他能接触到大量俄国档案和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关键人物，并亲赴喀布尔以发掘更多资料。

《卫报》老牌记者乔纳森·斯蒂勒的《阿富汗的幽灵》一书诸多篇幅讨论的也是这段历史。在过去的30年里，斯蒂勒曾无数次访问阿富汗，其报道的内容广泛涉及苏联干涉、纳吉布拉时代、圣战者的苛政、阿富汗内战、塔利班的崛起，以及美国的占领。斯蒂勒和布莱思怀特一样谙熟俄语，也是《卫报》编辑维基解密电报的团队成员之一。斯蒂勒对阿富汗的理解细致而全面，将记者对细节和背景的洞察和学者的长远观点相结合。他对塔利班现象和阿富汗目前状况的描述是可靠的，不过其著作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分析阿富汗的共产主义和苏联占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内战期间，苏联在其中亚边境打击穆斯林叛乱分子，20世纪30年代初再次出兵，并最终在阿富汗皇家陆军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这些所谓的巴斯马奇（basmaci, 即”匪徒”）。因此，阿富汗的稳定被视为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富汗是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四个国家之一。莫斯科向阿富汗派出工程师，并邀请数千名阿富汗学生、技术人员和军官赴苏联接受培训。

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也开始在阿富汗投资，由此引发了一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援助竞争。美国援建了赫尔曼德河谷管理局–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的微缩版，即在赫尔曼德河上修建水坝，用于为阿富汗南部沙漠地区提供水电和灌溉。苏联则协助建设了连接阿富汗南北的萨朗山口隧道（Salang Pass Tunnel）–世界上最高的隧道之一。两个超级大国都建设了一部分高速公路系统。喀布尔机场的基础设施由苏联建设，而机场的电子、通讯设备和雷达则从美国进口。似乎反常的是，一些在苏联受训的阿富汗军官最终成了圣战者的早期领袖：其中之一是伊什梅尔·汗（Ishmail Khan），他于1979在赫拉特（Herat）发动了一场叛乱。一些美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则成了共产党人和政府官员，例如阿富汗前总理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

1978年阿富汗共产党发动政变是先前一场由饥荒导致的政变的间接后果。1969年起，阿富汗连续数年遭受严重干旱和饥荒之苦。1973年，适逢阿富汗中部古尔省人民遭受饥荒时，穆罕默德·达乌德（Muhammed Daoud）将军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堂弟、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Mohammed Zahir Shah）的政变。达乌德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一个由他任总统的共和国。查希尔国王让曾权倾一时的达乌德将军靠边站，并对饥荒置之不理。达乌德一掌权就采取了当时一系列标准的经济政策，运用国家计划和投资建立私营工业和国内市场。达乌德对其政敌–相互仇视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又打又拉。不过，不断强化的镇压导致塔吉克族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和普什图族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这样的伊斯兰主义者投向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流民武装。

达乌德的镇压还导致1978年共产党发动一场血腥政变。斯蒂勒写到，这场政变是”仓促决定的即兴之举”，其导火索是暗杀深受爱戴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高级官员米尔·阿克巴尔·开伯尔（Mir Akbar Khyber）。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群众游行，导致阿富汗警察开始进行大逮捕。由于担心遭到全面镇压，阿富汗军队中的共产党军官进攻总统府，杀死了达乌德，夺取了政权。

在阿富汗的苏联官员，包括克格勃喀布尔情报站的谍报人员似乎对事态发展猝不及防，并”对业已发生的事情非常焦虑不安”，布莱思怀特如是写道。在苏联官员们看来，阿富汗并未做好建设社会主义的准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也没有准备好进行统治。关键问题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由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组成的。党中较大、更激进的那个派别叫”哈利克”（Khalq, 意思是”人民”）。这个派别发动了政变，其支持者主要是新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和教育机会的、说普什图语的人。该党中较小的、较温和的那个派别叫”帕尔查姆”（Parcham，意思是”旗帜”），这个派别的社会基础是地位较稳固、说达利（Dari）语的城市中产阶级。

早期的哈利克统治是血腥的。达乌德手下的40名将领和包括两位前总理在内的政治盟友被就地处决。另有伊斯兰分子、毛派，甚至人民民主党旗帜派成员或被杀，或被监，或被消失了。随着暴力升级，苏联人也日益焦虑。尽管如此，哈利克政府确实颁布了一系列进步的法律和规划，比如禁止童婚、降低嫁妆费用、废除农村债务、发动男女扫盲运动（虽然男人和女人是分开接受教育的）并进行土改。不过，这些措施虽然意图良好，但管理不当，很快产生了反作用。

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官员，萨利赫·穆罕默德·济尔里（Saleh Muhammed Zeary）–斯蒂勒在伦敦希思罗旁边一座破旧的钟楼里找到了他–这样解释对人民民主党统治的抵制：”农民们一开始很高兴，但当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时，他们变了。整个世界都在反对我们。农民们说，我们共产党不信伊斯兰教，他们没错。农民们看得到，我们不祈祷。我们使女性不用再给嫁妆，农民说我们共产党相信自由恋爱”。直到1992年圣战者进入喀布尔，济尔里仍留在喀布尔。当这些真主的战士们杀害济尔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后，他终于逃离了阿富汗。另一个居住在伦敦的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官员告诉斯蒂勒：”掌权后，人民民主党领袖想要在五年内消灭文盲。这个目标是荒谬的。土地改革不受群众欢迎。人民民主党领袖那时候颁布的都是他们想用强力贯彻的革命法令。阿富汗社会没有做好接受这些法令的准备。颁布这些法令也没有和人民群众商量”。斯蒂勒注意到，尽管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这些老党员掌管着巨额公共资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从中大肆偷窃，即使偷了，数量也并不多。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这些草草拟就的改革措施是阿富汗社会年深日久的城乡对立的牺牲品。城市里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青年并不了解他们力图重塑的阿富汗农村，住在土房子里的村民也不了解城市官僚。改革的社会和文化内容威胁了传统的毛拉、马利克（malik，村社领袖）和大地主的各项特权，这丝毫不足为奇。可能令人困惑的是，改革中具有经济进步的方面同样被宗教思想浓厚的农民所否定。虽然阿富汗贫困且不平等，但这个国家土地的不平等状况并不如革命前的墨西哥或中国那样严重。正如斯蒂勒解释的，阿富汗农民以多种方式”和他们的地主们通过宗教、宗族和家庭纽带相联系，而且农民们并没准备挑战地主的权威”。阿富汗的农村社会始终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喀布尔并感受到上述改革措施带来的威胁，它越来越倾向于转向武装反抗，并和达乌德统治期间逃亡到巴基斯坦的各伊斯兰团体搭上关系。

使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雪上加霜的是一些技术性失误。喀布尔的城市共产党人心急火燎地重新分配了土地，但却没有分配水权，这个大错误暴露他们对当地的农业一无所知。阿富汗共产党人废除了压迫性的、以巴扎为基础的信贷系统，但却没有建立用以援助现金缺乏的种植农的替代性信贷机制[拉贾·安瓦尔（Raja Anwar）的著作《阿富汗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是关于阿富汗革命及其失策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来源]。苏联则反复建议喀布尔政府取消或推迟推行更激进的改革。

阿富汗共产党人并不是第一批遭受农村反扑的阿富汗现代化的推行者。被称为”红色王子”的阿马努拉·汗（Amanullah Khan）1919年把英国人赶出了阿富汗，十年之后却被一场部落叛乱赶下台，因为这些部落反对他受土耳其现代化鼓舞的现代化措施。阿马努拉只进行了一点点土地改革，赋予妇女投票权，并开始让女孩们上学。阿富汗的农村精英们可能会欣然接受优质道路，但他们不会为修建这些道路缴税；农村群众也许会认可农业进步和教育，但不会同意对家长制的攻击。50年后，阿富汗共产党人面临着同样的宗教叛乱。为了平息叛乱，阿富汗共产党人开始在公共场合表现他们的虔诚，进行祈祷并访问清真寺。不过，这些举措太不够了，也太晚了。阿富汗的危机于1979年3月达到了顶点：在阿富汗-伊朗边境的大城市赫拉特爆发了一场由伊斯兰教军官们领导的大规模叛乱。毫无疑问，这群伊斯兰教军官们发动叛乱的决心受到了邻国的鼓舞：伊朗国王已经逃离，霍梅尼一个月前刚刚回到德黑兰。

布莱思怀特的研究表明，阿富汗的叛乱和阿富汗军队的平叛–镇压得到了苏军飞行员的帮助–并不如传言所认为的那样血腥：”虽然西方媒体和西方历史学家们继续坚持多达100名苏联公民遇害，但赫拉特的苏联人伤亡总数看起来不超过3个人。”对赫拉特的地毯式轰炸也没有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伤亡。

赫拉特事件之后，阿富汗其他军队也发生哗变，而且，苏联一边向阿富汗派出更多顾问，一边开始制定全面向阿富汗派遣地面武装力量的应急计划。到1979年夏天，美国已开始向圣战者们输送金钱和武器，这些圣战者们从巴基斯坦境内攻击阿富汗政府军和公共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分歧与个人分歧导致人民派和旗帜派发生冲突，甚至人民派内部暴力冲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也在加剧。1979年9月，时任阿富汗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oor Muhammed Taraki）被绑在床上用枕头闷死：杀死他的命令是塔拉基的对手及人民派战友、时任阿富汗总理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下的。在塔拉基和阿明两人中，苏联领导层认为前者较为灵活，前者被谋杀也激怒了苏联领导层。克里姆林宫的多疑症也在升高。20世纪60年代，阿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当时阿明是该校阿富汗学生组织首领，有传言说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斯蒂勒注意到，有记录表明，阿明承认革命前他从中情局拿钱。布莱思怀特报告说，甚至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在和阿明会谈数次后也向中情局打听阿明是否是该局线人。最有可能的是，阿明走的是过去历任阿富汗领导人们熟极而流 的道路：驾驭一个缓冲国，并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走钢丝。

在1979年这个危机年份中，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向苏联发出了13次军事干预请求。莫斯科则找了一切合适的理由不向阿富汗部署地面部队。”我们已经仔细研究了这次行动的所有方面，并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我方军队介入，贵国局势不但不能得到改善，反而会恶化”，一位苏联官员如此解释。不过，塔拉基被谋杀似乎改变了苏联方面的想法。

苏联陆军第40集团军被派到南方，而当该军最终于1979年12月底到达阿富汗时，其任务不是协助阿明，而是杀死他。苏联特种部队向阿富汗总统府发起进攻，并最终在一场漫长而血腥的逐屋枪战中将阿富汗总统逼得无路可逃，最终杀了他。苏联选中代替阿明的阿富汗领导人是来自人民民主党较温和的旗帜派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卡尔迈勒脾气暴躁、反复无常且性格多疑，他的酗酒只是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无能[如果听起来卡尔迈勒与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传言说他服用麻醉剂--有几分相似，这只是人们将会在布莱思怀特的著作中发现的二者诸多相似之处的其中一个]。一开始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军事干涉可能只会持续6个月，并且阿富汗人，至少是其中的城市人，会欢迎苏联人，也乐见结束阿明的丧心病狂的统治。

苏联除了向阿富汗派驻军队之外，还派遣了一批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民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不过，卡尔迈勒证明他无法赢得阿富汗农村穆斯林的拥戴，所以阿富汗国家的能力仍然有限。祸不单行，1979年7月以来，美国一直在武装7个圣战者团体。美国向阿富汗提供的数目可观的秘密军事援助是由中情局提议的，沙特政府也慷慨解囊，并由巴基斯坦日渐坐大的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忠诚地掌管着。不久以后，俄国人就陷入了一场耗时9年才终结的战争。

许多苏联军人对他们承担的”国际义务”深信不疑，就像现在的美国志愿兵常常认为他们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是在帮助一个落后国家和抗击真正的恐怖主义威胁。而且，与今日的美军普通士兵一样，在阿富汗作战的苏军普通士兵多来自工人阶级、农民或小城镇。来自职业阶层，或者西部大城市苏共官员关系户的军人，则散布在苏军空军、克格勃和医疗部门，但是在那些护送后勤给养的途中战死或者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里挖战壕的苏军士兵中，就很难发现上述军人的身影。苏军的绝大多数战斗都由农村子弟们和小工厂城镇子弟们执行。

苏军第40集团军的真正目标是使阿富汗人心悦诚服，不过情况并非如此。当苏联和美国地面部队受到阻挡时，这些部队吁请空军和炮火进行支援，如果圣战者们从村庄中开火，这些村庄会遭受轰炸并被摧毁。布莱思怀特对一切诸如苏联人安放装有饵雷的玩具或使用化学武器这样的老套的战争谎话嗤之以鼻。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媒体的报道相反，苏军对平民的暴行并非有意为之，而是苏军政策可以预见、不可宽恕的副作用。不过，反游击战争的非理性和诸多矛盾的影响更加深刻。苏联审判了数以百计的士兵，这些士兵的罪名大至强奸、谋杀，小至吸毒、小偷小摸和恃强凌弱（这个问题从沙皇时代起一直是俄军的顽疾）。不过苏联方面不能，或者不愿阻止阿富汗秘密警察犯下的罪行：大约8000名阿富汗人被人民民主党政府处决，还有数千人被关押并被施以酷刑。

根据布莱思怀特的说法，阿富汗人总体上认为苏联兵比美国兵更强，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兵不像美国兵那么小心翼翼，不像美国兵那样被装甲包裹得严严实实。而且在文化上，苏联兵比美国兵更接近阿富汗人的中亚农民生活方式。一些把阿富汗当成自己的家的阿夫甘奇对这个国家适应得很好，不过其他苏军士兵被药物成瘾和酗酒所困并在其中苦苦挣扎，受伤的苏军士兵则陷入与庞大的医疗官僚机构无休无止的斗争之中。许多苏军老兵还发现，苏联国内的许多公民也越来越讨厌有关这场似乎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新闻。

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领导层已经越来越多地表态将从阿富汗撤军。士兵家属、苏军老兵，甚至一些活跃的军官发起了一场向前线寄反战书信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无声无息，但却规模甚巨，且坚持不懈。这些都有助于苏联官方最终决定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国内正在推行改革和公开性，新任命的阿富汗总统纳吉布拉则日益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务实的民族主义。1988年，纳吉布拉将人民民主党的名字改成了”瓦坦”（Watan），或称祖国党，到了纳吉布拉末期，他甚至考虑任命圣战者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为国防部长。

这些以卡尔迈勒下台和纳吉布拉崛起为发端的变化都是民族和解这个正式政策的组成部分。阿尔捷米·卡利诺夫斯基（Artemy Kalinovsky）的著作《漫长的告别》极好地描绘了苏联和阿富汗方面稳定局势的最终外交尝试。卡利诺夫斯基写到，”从1985年到1987年，莫斯科的阿富汗政策是努力以不遭受失败为前提结束战争。……戈尔巴乔夫几乎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忧心，苏联匆忙撤军可能有损于苏联的威信，尤其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朋友们中的威信。不过，戈尔巴乔夫还保证结束阿富汗战争，苏共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也支持他这样做。这意味着要寻找新的途径培养一个能够在苏军撤离后自力更生的喀布尔政权”。

民族和解政策如果想要行得通，就需要得到圣战者的主要后台老板–美国的配合。卡利诺夫斯基用了整整一章描写美苏围绕阿富汗问题展开的谈判。对阿富汗政府和苏联来说，不幸的是里根内阁分化为”（给苏联）放血派”和”（与苏联）谈判派”。一方面，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cultz）是”谈判派”的核心人物，他支持迁就苏联：谈判派认为，如果苏联红军撤离阿富汗，美国应该切断对阿富汗圣战者们的援助。另一方面，放血派–该派在中情局和国会的”阿富汗院外游说集团”中尤其强大，他们决意让苏联在阿富汗流更多的血，并坚持只有苏联停止向纳吉布拉政府提供一切援助，美国才能停止向阿富汗圣战者提供援助。放血派最终在争论中获胜。纳吉布拉政府和苏联认为，里根内阁的立场是”完全不合作”。

1989年2月，最后一辆苏联坦克终于越过了阿姆河以北的友谊大桥。苏联继续向纳吉布拉政府提供物资，这个政府的表现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89年3月，正单打独斗的阿富汗政府军击退了圣战者对楠格哈尔省（Nangahar）东部、距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不远的贾拉拉巴德（Jalalabad）的围攻。如果阿富汗叛乱分子们打下贾拉拉巴德，喀布尔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之后，阿富汗圣战者的七大派别尽管战术卓越，但一直四分五裂且没有一以贯之的战略。

布莱思怀特说，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他不想成为第一位对战败负责的苏联外交部长–是纳吉布拉的最大拥趸。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说，如果阿富汗政府能够得到燃料和武器的稳定供应，他们或许能无休止地战斗下去。的确，纳吉布拉又坚持了3年，不过当叶利钦让戈尔巴乔夫靠边站，苏联又解体了，阿富汗政府的生命线被切断了。

苏联在阿富汗的惨败并没有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导致了苏联崩溃。情况正好相反。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解释的，”当苏联官员将他们的特权’货币化’，并将这些特权转化为财产时，苏联体制崩溃了”。一旦叶利钦掌权，纳吉布拉政府随之崩溃。布莱思怀特报道说，在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解体之前，虽然叶利钦只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首脑，但他已开始与阿富汗圣战者进行秘密接触。俄国的物资供应刚中断，纳吉布拉手下主要将领之一拉希德·杜斯塔姆（Rashid Dostum）就叛逃到圣战者一方。1992年4月，纳吉布拉最终被推翻，各路圣战者和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涌入喀布尔。极短命的联合政府试验终止之后，各派武装力量转而自相残杀，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残余力量要么逃离该国，要么转入地下。

纳吉布拉试图逃跑，但是杜斯塔姆的手下挡住了纳吉布拉前往喀布尔机场的路。在接下来的4年中，喀布尔陷入了野蛮状态，各派争权夺利的圣战者带给阿富汗的是黑暗状态–这既是比喻，也是实际状况：路灯和电车轨道被洗劫一空，公共服务消失殆尽，各派圣战者之间的战斗把半个喀布尔夷为平地，据估计丧生者达10万之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此时纳吉布拉一直躲在联合国办事处里。1996年，塔利班最终占领了喀布尔并抓住了纳吉布拉。塔利班对纳吉布拉大肆鞭挞、施以酷刑并阉割了他，而后又将其枪杀。纳吉布拉的尸体被游街并悬挂吊在路灯柱上示众。

现在，北约军队进驻喀布尔，然而纳吉布拉的一些肖像仍然挂在喀布尔。为何如此？和现在一样，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并不仅仅是阿富汗人和外来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它也是阿富汗人之间的冲突：支持现代化甚至是强制现代化的城里人和极端反对一切社会变革的乡下人之间的冲突。而且，每一支力量都已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者结盟。冷战时期，苏联支持喀布尔，而美国和巴基斯坦则支持叛乱分子。现在，美国出于一系列荒谬的理由支持喀布尔那些志存高远的国家建设者们（其中许多人正是在纳吉布拉政府中供职的同一批人），而巴基斯坦–美国名义上的盟友并得到大量资助的美国附庸–仍然支持笃信宗教、遵循传统的叛乱分子。

对于阿富汗城市居民来说，核心的政治问题一直是：意识形态是与电力相伴而行的吗？正是这些人一直企图让喀布尔的权威扩展到阿富汗乡村，而且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些现代化的拥趸们就遭到了暴力反抗。他们推行自己理念的工具一度是君主立宪制，之后是总统共和国制，再后是苏式社会主义，以及纳吉布拉坚持到最后的民族主义。现在，这个工具则是北约强加给阿富汗的、存在严重缺陷的自由民主实验。毫不奇怪的是，前共产党人至今仍是现代化的推行者，且可以发现遍布于有名无实的阿富汗政府的一些有法定资格的部门。

这类技术官僚之一是穆罕默德·哈尼夫·阿特马尔（Muhammad Hanif Atmar）。在卡尔扎伊政府中，广受尊敬的阿特马尔相继在多个部门担任部长，从农村发展部到教育部再到内政部。青年时代的阿特马尔是阿富汗秘密警察特种部队的成员（与苏联克格勃一样，阿富汗秘密警察拥有军事部门）。在抵抗圣战者对贾拉拉巴德的围攻时，阿特马尔丢掉了一条腿。纳吉布拉政府倒台后，阿特马尔赴英国留学。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阿特马尔回到喀布尔，并迅速赢得了一个有能力管理者的声望、”西方能够与之共事的人”。 秘密警察的继承机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中至今仍有许多人曾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的干部，以至于许多人直接将这个机构叫做”哈德”（KHAD，即原先的阿富汗秘密警察）。另一个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前技术官僚是查希尔·塔宁（Zahir Tanin）。塔宁现在是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20世纪80年代他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

简言之，这就是为什么阿富汗人至今仍把纳吉布拉的肖像挂在喀布尔的原因–因为，尽管这个人有诸多缺点，但其世界观是和电力相伴而来的。不过，可惜的是，战争不能发电。

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撰文：安德鲁·哈克 翻译：叶攀 校译：索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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