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数年前有一部抄本被炒得沸沸扬扬，那就是清人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记《海国记》。因《浮生六记》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而且，该抄本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特别提到沈复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至十一日，始出（福州）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流虬，以形似也。
这段文字提到了“钓鱼台”，亦即中国的钓鱼岛。事实上，在更早的中国史籍中，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记载。在这方面，此前历史学界对相关史料的勾稽已极为充分。例如，现存最早的《使琉球录》就记载：
（五月）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尾】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十一日夕，见古【姑】米山，乃属琉球者。
此文为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撰，其中就已明确指出自姑米山开始才属琉球国境。此后，历次的《使琉球录》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如康熙年间的册封使汪楫亦指出：
二十四日五鼓，柁转风疾如驶……辰刻过彭佳山，酉刻过钓鱼屿……无何遂至赤屿，……薄暮过郊（或作沟）……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
所谓中外之界的“郊”或“沟”，亦即举世闻名的琉球海沟，这是中国与琉球的天然界限。此外，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日本仙台人林子平所绘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的证据更为直接——图中金黄色的部分为琉球国领土，其最西岛屿为姑米山。而钓鱼台（钓鱼岛）则为红色，与中国大陆标注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钓鱼岛属于大清国断无疑义。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毋须赘引。其实，这些原本就不是问题的所在。只是国内的一些个人和媒体特别渲染《册封琉球国记略》的这段文字是新发现的钓鱼岛属于中国之“铁证”（其间甚至还传出日本人欲以重金买断的离奇故事），所以极大地抬高了该册抄本的价值，以至于竟被誉作“当代和氏璧”，言而极致，甚至还有“《海国记》的发现”可以与“殷墟甲骨、敦煌简牍之出土相提并论”的说法。笔者才疏学浅，对于围绕着该册天价拍卖品的异说奇闻一时还难以理解。不过，此段记载中的确提到了钓鱼岛与琉球相互之间的地理位置，也提到琉球命名之由来，尽管这些描述原本并不罕见。
揆诸史实，之所以称为“流虬”，据说是因为隋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后者看到诸岛“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始因以名流虬也”。所谓虬，是一种无角的龙。从地理形势上看，琉球群岛散落在海洋之中，犹如一条盘旋着身体的龙蜿蜒曲折，故而形象地将之命名为“流虬”。此后，在中国史书上先后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写法，直到明初的1372年，才正式将之定名为“琉球”。
根据通常的说法，明清时期，中国和琉球有着密切的宗藩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自明洪武迄至清光绪的五百余年，历代琉球国王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其二，历代琉球国王都曾派遣使节对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其三，琉球举国都奉行中国年号；其四，琉球接受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影响，从而构成对中国的从属关系。不过，明清两朝并不干涉琉球内政，而是允许其自治，琉球“自为一国”——这就是朝贡体制下中琉关系的基本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琉球王国既能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良好影响，又能保持其自身独立发展的态势。这些，当然都是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而做出的习惯性判断。在不少人的眼里，琉球犹如镶嵌在中华帝王冠冕边沿熠熠生辉的一颗宝石。不过，倘若我们将中琉关系放在东亚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实际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复杂。
（二）
事情得从1609年说起。这一年，是中国明朝的万历三十七年，日本的庆长十四年。当年，萨摩藩（萨摩即今日本鹿儿岛）军以精锐武力三千人、战舰百余艘闪电式入侵琉球，从琉球本岛开始，陆续压制各岛，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陷首里城，挟持中山王尚宁为人质，占领了整个琉球王国。两年后，萨摩藩虽然允许尚宁王归国，但同时亦派遣日本官吏严格监视琉球的一切行动。据日人山本正谊所撰《岛津国史》记载：
（庆长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兵部少辅、纪伊守、胜兵卫尉、权左卫门尉连名书法令十余条，以布琉球国。琉球王尚宁上盟书于公曰：自今以后，不敢携贰，有渝此言，诸神殛之！
庆长之役后，萨摩藩派出的“在番奉行”（驻守琉球的行政长官），成了统治琉球王国的太上皇。他们还派员深入琉球各岛“检地”（测量、调查土地，以确定年贡额度及征收各项杂税），颁布统制琉球的裁制令十五条，对贸易、税制、思想、统治等诸多方面皆加以控制，将先前独立的琉球王国视为附庸。尚宁王归国后，萨摩藩又命令他继续向明朝纳贡，随贡互市的资本则由萨摩藩出具，所获利润亦归后者所有，琉球人只是任其摆布的工具而已。对此，现代“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将当时的琉球比喻为“奈良河上之鸬鹚”——鸬鹚擅长捕鱼，但其头颈却被绳索系住，当捕获大鱼时，只要将绳勒紧，它便得乖乖地将鱼吐出，奉献给养鹚者。伊波普猷以此比喻其时的萨琉关系，的确相当形象且精准。此后，萨摩藩因严厉控制住琉球，既有本土的赋税收入，又有中琉随贡互市的巨大利润，逐渐变成日本的四大强藩之一。
1612年，新遭缧绁之厄的尚宁王归国，萨摩藩“迫宁遣使咨于福建，但言已获释归，国复晏然云云，而于萨藩胁王索赋、窃市攘利诸暧昧事，则严禁愬泄于中国。中国疑之，卒莫知之也”（《琉球国丞相郑迥传》）。对此，美国学者乔治·克尔（George H. Kerr)在其《琉球史》(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中指出：
中国既久禁日人通商往来，惟有琉球人尚享有此项特权。萨藩亟欲保持众州港，故决心令琉球人向中国隐瞒琉萨关系，不准中国人徙居琉球。一旦中国使节及商人来琉，首里、那霸等区所有日本人及足以引起注意之事物，一律撤至僻远地区。至于琉人，亦不得讲日语。使华人员及商人均有一本手册，上印中琉文字，乃在中国可能遭遇之问题及其标准答案。此类伪装，竟延续二百五十年之久。（转引自《琉球古今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对此，《琉球古今谈》的作者杨仲揆先生进一步指出，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琉球政治家蔡温曾编写过一部《旅行人心得》。该书系印有中琉文标准答案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指导所有琉球入华官员、官生和一般商人，如何答复中国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隐瞒日琉关系真相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欺骗中国人的一套统一说词。杨仲揆认为：“此书出版于蔡温告老退休八年之后，可能最初只是传钞本，若干年后才付印。所有当年日文的及日萨人的纪载典籍，均未见提及此书，可见日人实欲隐瞒其事。”蔡温为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曾自费留学中国，回国后官至“国相”，其当权之二十多年，为“庆长之役”后琉球唯一短暂的小康时代。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东亚朝贡体系的虚像：琉球隐瞒日琉关系真相二百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