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红色谍战起死回生
因绝对实力相差悬殊，共产党在第一轮国共谍战中全面落败，尽管它拥有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陈赓等传奇人物。
至1936年底，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局势十分险恶，陕北的物产和人口很难补给红军，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日益加紧。1937年初，共产党员总数为4万多人，是开展武装斗争以来的最低点。生死存亡时刻，西安事变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同意停止进攻苏区。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战全面爆发，在日本的优势军力和压倒性国力面前，国民党反共亦有心无力。
周恩来在抗战爆发后即飞赴上海和南京，最重要目的是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为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争取到合法性地位。接见左联剧作家夏衍等人时，周要求他们留在国统区，不要去延安，且一再强调：工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组织与宣传活动一定要争取公开与合法。
随后在南京，周恩来充分施展他的统战魅力，经蒋介石首肯，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那里拿到了《新华日报》的“准生证”。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为抗战中在国民党心脏地带重新恢复组织、出版和开展情报活动，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
“国共再度妥协后，国民政府过去所制定的反共法令，当然是废止了。根据双方新的协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包括居住和获得工作的权利；即使公开了他的‘身份’，也丝毫不受影响。只是他们不能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尤其不能从事‘地下活动’。”徐恩曾回忆起突如其来的变化。
共产党人巧妙利用了合法身份带来的一切便利，重整旗鼓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中心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办事处人员，虽与国民党情治系统不断产生冲突，但国民党除了监视外很难采取攻击手段。在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得到了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的庇护，他才能顺利重建南方的地下党组织。在西安，共产党把秘密电台安装在杨虎城公馆里，国民党特务只能瞪眼顿足。
共产党新形势下还吸取了抗战前的教训，依据列宁提出的公开斗争、合法斗争概念，对谍战工作做出两个最重要的改进。
首先，注重长期隐蔽。以往的地下工作为求安全，采取了与社会隔离的政策，很多人是职业革命家，没有正当职业作掩护，不允许和党外人士来往，结果这些另类人士很容易引起注意。现在，共产党要求每个地下工作者不仅取得正当职业并在这岗位上表现优秀，而且须深入社会各阶层中广交朋友，注意不展现激进思想。
其次是收敛锋芒以保证自身安全，其核心是“守法”，尽量在法令允许范围内开展地下工作。共产党在国统区不再建立反对国民党的团体，而是派党员渗入到所有现成的、合法的团体里。对于国统区的进步群众，只维持关系，并不吸纳入党，这既能减少刺激国民党，也可防止国民党特工混入。
共产党及时更改的谍报新战术，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阻碍。因路途遥远和环境封闭，国民党较难获得延安的重要情报。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地下党，被捕后不再如以往孤苦无依，他们可获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声援，最终被共产党高层人物通过谈判领走，这大大减少叛变的可能性。
同党外人士发展关系的统战工作更是发挥了巨大威力，它也惠及到地下战线。“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939年10月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三大法宝”说，统战居首位。
抗战中，共产党卓越的统战工作分上、下层路线。上层指政治上的团结和分化工作，下层是群众工作。不满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地方派系、左派人物、民主党派纷纷和延安建立起一定私交。许多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为多置筹码也跟有合法身份的共产党合作。1944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便是统战的成果，其主旨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谍战上的巨大成就，还体现在吸收大量爱国青年进入它的学校和培训班，随后奔赴各地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其中一些居国民党要害岗位的人，在日后内战时做出了重要的谍报贡献，这被称作“下闲棋，布冷子”。进国民党党政军关键部门工作的人都属特别党员，他们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报，只等情况合适时被激活。
在奔赴战区前，熊向晖去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解释了何谓“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董必武还郑重告诫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著名的共产党潜伏人员，通常是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个组织不严密的政党里，过硬的人脉关系是个保护罩。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长，沈安娜也出身自一个望族，她曾在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手下做过速记员。1938年，上级命令她利用旧关系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谋职。朱家骅非常高兴，不仅让她任秘书处的速记员，还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让她“特别入党”。
1940年春爆发的军统电台案，表明共产党的谍报重建工作卓有成效。张露萍、张蔚林等7名潜伏在军统本部电讯总台的地下党被捕，他们曾构成了一个特别党支部。张露萍能在战时顺利进入军统的重要部门，不小程度上得益自家庭关系，父亲余安民是川军师长。
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机构并不似文艺作品渲染的那么“愚笨”，熊向晖的行动早被对方察觉，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护才多次平安渡险；保密局人员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谈话，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骅吧”为由挡开。那时，共产党还拥有蒋介石曾承诺给予的合法公开地位，国民党情报机关不便大张旗鼓强硬行事。
抗战时，国民党也在实施对共产党的渗透行动，军统的“汉中特训班”培养出大批特务，利用延安召集知识青年的机会，渗透到各部门。汉中特训班的档案至今未公布，作家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一书是唯一介绍它的公开出版物。他父亲郝苏是共产党谍报系统的高官，故他能采访到罗青长在内的许多共产党情报界元老，看到许多从未公开的档案。
据郝在今的说法，共产党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据地抓了55人。1955年，解放军攻取一江山岛后缴获一批军统文件，其中表明军统在抗战中向共产党派出670余名间谍。公安部立即设立603专案，最终抓获63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