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到南北朝，三百多年，中国分裂。这一个时期，据气象学家的研究，正是亚洲北方大陆寒冷的时期。也有人以为，这时候，草原上民族生活不易，于是大批南侵，渗入中国。隋唐开始，也正是亚洲北方回暖的时期，草原上，出现一个强大的突厥，其号令所及，东到今天西伯利亚东端的海岸，西到阿姆河流域，乃是匈奴以后最庞大的一个草原强国。突厥的起源地是在蒙古高原西边的金山地区；除了游牧以外，突厥人利用当地的铁矿，善于铸造铁器。蒙古高原西南方，水源丰富，也是农牧两宜的地方。因此，与匈奴相比，突厥人掌握更多的资源，也能发挥更大的力量。隋唐建国之初，对突厥人都要容让三分，甚至于以优厚的条件，在逐鹿中原的时候，取得突厥人的合作。
唐代胡商俑，洛阳市出土，藏于河南洛阳博物馆。洛阳作为唐代著名的商业都会，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吸引了大量胡商来这里从事贸易。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将领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尔朱荣率领的六镇，其中包括胡人和汉人，即使是汉人，也已经相当程度地胡化。这一个军事集团的领袖，几乎家家都是胡汉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兼有胡汉的血统。在隋代取得中国南朝领土以前，六镇集团的行为，仍旧保持强烈的胡风。整体讲来，唐代的君主传统，不论生活习惯，或者族群观念，其实并不符合汉文化的模式。例如，他们的婚姻关系，在中国人看来相当混乱，子烝父妾、兄弟相残，亲戚杀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权，武则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如此行为的统治阶级，在胡人看来，皇室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国，与各方胡人的交往，远比汉代的胡汉之间为亲密。
唐代的“道”体制
唐代政权的政府组织，不如汉代严整。可能是因为隋唐本来就是征服皇朝发展的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就在武力的控制。北周将领的家族，构成了统治阶层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来就是以士族统治为基础。隋唐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族的支持下，加上一些南朝发展的文官系统。唐代的士族政治，至少维持了高祖、太宗到武则天。在武则天手上，开始吸纳不在士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为，武则天开始科举制度，整体地改变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实，即使在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还是大族的子弟较多。唐代的科举，并未制度化。权贵的赏识，人情的关说，以及本人的声名，都足以将进士候选人送入文官体系。无论是士族子弟，还是进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学问，都未必是担任文官的条件。唐代文官整体的素质，确实是不如汉代察举所得的贤才。到了唐末，士族力量的衰弱，与其是由于科举进士的抬头，毋宁是由于武人参政的分量更大。著名的牛李党争，一般当作是士族和进士之间的斗争，可能也并非如此绝对。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没有文官体制；隋唐的文官系统，是从南朝继承。南方六朝，许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简，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继承南朝传统，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乱。唐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称，包括等级、职位、荣誉、勋位、派遣、兼任等等，不像汉代制度，一个官员担任一个官职。而且，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尤其天宝以后，地方权力坐大，封疆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职。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员外郎职位，乃是剑南节度使严武承旨封拜，杜甫从未在京任职。整体讲来，唐代官员人数众多，还要加上一些外族领袖的虚衔官，唐中叶以后的政府官员，较之唐初，增加人数可能不下十倍。这样的体制，运作不会很顺畅，中央的号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层次有效执行。
唐代地方制度，也与汉代的郡县体制并不相同。隋唐先后统一中国，在平定的过程中，常有“某道总管”的名称，意指这一战线的统帅。唐代政治体制，原来只有州、县两个层次，但是后来，却在州之上，又加了“某道”的“观察使”，或者“节度使”，还是延续开国之初军事行动的“道”。开国不久，唐代规划了若干“道”，例如，“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等名称。这种安排，与汉代的州，表达了不同的观念。“州”是空间控制，“道”是线形的开展。在唐代，“道”的职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将各地的资源——例如税收的绢帛和谷米——经过该道的转运使转输中央或者指定的地区。“条条大道通长安”，“道”的体制，实质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网络。这些“道”的名称，到今天还存在于中国的省名，例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等。宋代只是将“道”改成“路”，其规划还是延续唐代的诸道。“羁縻州县”的“羁縻”两字，也未尝不是表达一个线性的联系。
没有边界的唐代天下
唐代对于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太宗即位后，唐朝力量强大，突厥也不能不低头。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可汗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从三个方向引向长安，都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号称“参天可汗道”。中国的州县，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在西、北、东三方面，都有所谓“羁縻州县”。这些地方，有“大都督”、“大都护”这类名称，甚至于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乃是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还是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这些“羁縻州县”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县中，有二百多个是西方的羁縻单位。东亚许多国家的领袖，包括日本、高丽等等，都带着唐代地方官职的官衔。固然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被唐人统治，而且唐室对日本也相当地宽容，只是日本实际执政的“将军”，一直带着“倭国国王”的头衔以及“大都督”这类官称。唐代的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阿富汗一带，东到高丽和日本，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四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也有极大的弹性。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逐渐扩张的过程，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来不是空话。唐太宗时，突厥与中国之间和平相处。过去长城沿线，并无严重冲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西、东之间，也在这一线频繁来往。各处族群，在这一农牧交界处混合居住。安禄山就是营州混血的“杂胡”，在发迹以前，因为通多种语言，经营区间商业。安禄山担任河北节度使，部下属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队伍；他的精锐“曵洛河”，更是胡人为主的勇士。安史之乱，乃是唐代盛衰的转捩点；从此以后，河北藩镇形同化外，整个地区彻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取得后晋的割让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统一中国本部，由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辽、金、西夏，都是在这一形势下，长期立国。这是胡汉混合的一个方式。
文/许倬云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