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习李政权面前的最重大国际战略课题，就是能否在保持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民主化尚未全面启动，美国因力量开始衰落而更具进攻性的条件下，不发生霸权战争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中国为轴，世界为轮————重构全球体系的“新天下”国际战略（吴稼祥在鲁信集团投资论坛上的发言）
两年来的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习近平第一出访，从超级大国俄国启程，第二次出访美国，却从豌豆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始;送上门来的斯诺登，被当做“礼物”送给了俄国，曾经的“兄弟”朝鲜被搁置一旁，既不去访问，也不请来做客，却单独访问它的“宿敌”韩国，而且，两年内两去中亚……这些中国外交上的“细节”，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深谋远虑。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外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图和战略。
一、世界权力东移对习李的严重挑战
1、世界权力东移
IMF统计，2013年，GDP，欧盟17.3万亿(美元)，美国16.8万亿，中国9.2万亿，日本4.9万亿，名列世界4强。俄罗斯退出榜首之争，只有2.11万亿，排名第9，羞列印度之后。如果按地区算，北美(美加墨)为19.87万亿，东亚(中日韩台港澳)：16万亿。按这个排序：
1，北美(3国)，19.87万亿
2，欧盟(28国)，17.3万亿
3，东亚(3国+3地区)，16万亿
虽然东亚仍然排名第三，2015年就可能超过欧盟排第二，超过北美，也就是5年左右的事，因为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东亚明显高于其它两个地区。
世界权力中心东移至远东，已经是难以逆转的趋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复归。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世界的权力中心在东方，尤其在中华帝国。工业革命让工业化的海洋帝国，第一次超过了大陆农业帝国，开始主宰世界长达460年【假如以葡萄牙占据澳门为时间(1553年)起点】，东西方权力开始抗衡的转折点，可以被定在公元2000年，1997年7月香港回归，1999年12月澳门回归。这不仅仅是两块领土的回归，也是世界权力开始回归。
2、第七次世界权力转移战争?
世界历史表明，世界权力结构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中心时，一般会发生霸权战争。霸权战争，是在任霸主，与挑战者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洲际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可以看成是第一次东西方争霸世界的霸权战争，是东方农牧业帝国波斯，向新兴的西方海洋商业国家联盟希腊的挑战。终结这场东西方霸权战争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方获胜，但他没有来得及遭遇华夏帝国。
由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一直置身于世界权力之外，忙碌于抵抗世界三大蛮族(匈奴、突厥、蒙古)的飓风，以及对付内部蛮族(鲜卑、契丹、女真等)和流民的烈火，自顾不暇，从未将自己的力量投送到亚洲以外地区，即使亚洲，也只满足于东亚和南亚，而且在大多数时期，都闭关锁国，限制海外贸易。
因此，近代以前的华夏帝国，在统一和稳定的汉唐时期，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可算得上世界头号强国，但不参与世界权力争夺，它击溃了两大世界蛮族——匈奴和突厥，但被第三大世界蛮族蒙古所征服。不算蛮族入侵之战，因世界权力转移而发生的世界大战(洲际)迄今大约有6次：
——第一次，希波战争(2次，公元前490—前449)，亚洲、欧洲，波斯输给希腊，但东方权力没有崩溃。
——第二次，马其顿东征(公元前334—前325)，欧洲、亚洲，马其顿主导的希腊化世界征服东方世界。
——第三次，布匿战争(3次，公元前264—前146)，欧洲、非洲，是两个海洋帝国(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争夺地中海霸权，迦太基失败，从此确定罗马世界帝国地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8次，公元1095—1254)，欧洲、亚洲，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国家集团(奥斯曼突厥)，以及东正教拜占庭帝国三方战争，争夺对欧亚部分大陆和地中海控制权，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称霸世界。
——第五次，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元1914—1918)，德意志民族向东挑战法国、俄罗斯大陆霸权，向西挑战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海上霸权的战争，以德奥为轴心的同盟国——中部帝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和以英法俄为轴心的协约国(塞尔维亚、俄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叛变后的意大利)对垒，战火遍及欧洲，蔓延到亚洲(中国和日本)和非洲，北美的美国也参了战。战争导致欧洲衰落，世界权力中心向北美的美利坚和亚洲的日本转移。
——第六次，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德意志民族卷土重来，与日本、意大利联手，组成轴心国，挑战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和俄罗斯陆上霸权，战争导致两极世界，一极是以莫斯科为轴心的东方红色阵营，另一极是以华盛顿为轴心的西方蓝色阵营(大西洋)。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世界历史性事件，35年后，全球权力格局发生类似大陆板块漂移的变化：两极世界(北约—华约)，变成三极世界(北美—欧盟—东亚)。作为东亚一极的核心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在领跑全球。世界权力的这种漂移，会引发第七次世界权力争霸战吗?
3、中国的二重性和战争“嫌疑犯”
习近平—李克强政权于2012年底就职时，中国面对的就是这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因中国特殊的国家性格，而更加尖锐。
什么特殊性格?双重二重性格。
第一重二重性格是，中国既是一个反霸国家，也是一个“被反霸”的国家。对于美国，中国是一个反霸国家，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则是“被反霸”国家，因为，按照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的看法，“任何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支配其所在的区域，确保世界的另一地区不会有大国成为霸权国”。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重二重性格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还是一个非民主的意识形态国家，且这种仍然被奉行的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可以被识别的国家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少数几个。
西方“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中国是反霸国家，又是被反霸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很容易被看成是战争“嫌疑犯”，只要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动武，责任都在中国一边。
二、不战而登世界之巅是否可能
因此，摆在习李政权面前的最重大国际战略课题，就是能否在保持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民主化尚未全面启动，美国因力量开始衰落而更具进攻性的条件下，不发生霸权战争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可能性存在于华夏文明的基因中。
1、“非攻”：忧大救小，远交近亲
“非攻”思想，是华夏文明的基因之一，由墨子阐述。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把中华民族列入世界四大轴心民族之一，轴心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标志性事件是出现一批精神大师，墨子是其中之一。他是其生活年代的和平主义者，有如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康德。
墨子反战，有三个理由：好战者不义、不智、不良。偷窃抢劫获利，是犯罪，侵略进攻别的国家获利，是更大的犯罪，这是“不义”。其次，以为发动侵略扩大领土有利，其实有害：耽误农时，饥寒而死的百姓不可胜数，耗费军事物资不可胜数，战死的青壮年不可胜数，而得到的土地，无人耕种，得不偿失，这是“不智”。第三，周武王大封天下时，封国过万，经过“攻战”，存活下来的“侯国”四五个。一万个“病人”，经过“战争医院”医治，死了9999个，这是“不良”。
按照墨子的看法，要以“立义求德”代替攻取战伐。具体做法是，忧大救小，远交近亲。忧大救小，是墨子自己说的，意思是对好战的大国，与所有小国同忧，然后想办法帮助小国完善它们的防备，救济它们的百姓;远交近亲，是我帮助墨子推理的，既然“非攻”，要和平，就不能奉行霸权主义的法家“远交近攻”的国际战略，保持“远交”，改“近攻”为“近亲”。
这是没有领土野心的世界和平理念。
2、“不战”：强到不被攻
如果说，墨子的“非战”思想，还有点理想主义，“不战”思想，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它是华夏文明伟大军事思想的精髓，孙子表达了它，但其基因源远流长，植根于文明细胞——文字中。比如“武”这个字，从“止”，从“戈”，显然，这并不是好斗的意思，而是“停火”的意思。“武”就是“止戈”，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是化干戈为玉帛。
因此，“尚武”精神，就是通过追求国家实力最大化，以实现和平。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装B，有点自相矛盾，其实，真正读懂《孙子兵法》的人，就知道，这不是虚言，而是最伟大的战争与和平智慧。孙子最光辉的思想，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只有在它的整体实力强大到让其对手失去战斗意志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孙子兵法》第一章“计篇”所谈论的内容，追求“道天地将法”五位一体的整体优势。一个国家如果获得这种绝对优势，任何对手都不敢轻易地对它发动一场战争。在战场上“屈人之兵”是强大的，在和平状态下让对手失去变民为兵、征物从军的兴趣和能力，则更强大。
因此，不战，不是求和，而是饱和，国家实力强大到饱和状态。
3、“无敌”：魅力型国家力量
“无敌”思想，是华夏文明更重要的基因。“无敌”，不是打败一切敌人的意思，而是，没有敌人的意思。他是华夏文明的总基因“道”和它的表现形式——“太极”的自我规定性。太极虽然有阴阳两极，但不是其中任何一极，“不落端”，是太极思想的基本要求，不落任何一端，当然不会以任何东西为敌。这种思想体现在华夏民族的国家构建上，就是中国从来不推崇“民族国家”，而推崇“天下国家”;从来不推崇“国家武力”，而推崇“文明魅力”。权力是排他的，有对手，有敌人;魅力是感召的，像阳光一样，是辐射的。这就是为什么唐高祖迷恋武力，与突厥的战打得越多，突厥越强大，唐太宗释放文明魅力，突厥不攻自降。
因此，淡化中国崛起的国家行为，强化其文明行为，是消除世界敌意的明智之举。美国思想家主要看重两种形态的国家力量：硬实力与软实力，其实，还有第三种国家力量：魅力。国家魅力，指的是“文明”而非“国家”的力量。当今世界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文明与国家同构的，还没有第二个。因此，中国最有条件释放“无敌”的文明魅力。
无敌魅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流派里表现形式不同，效果一样。
在儒家那里，国际交往的无敌魅力表现在“亲和力”上，讲仁义，讲诚信，讲互惠，讲锄强扶弱，自然有亲和力。
在道家那里，国际交往的无敌魅力，表现为“低姿态”。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山峰高，溪谷低，但水从山峰流向溪谷，再流向江河，最后流向海洋，所以说“海纳百川”，“海乃百川之王”。为什么?就是因为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国低成雄。低不是高的敌人，是高的归属。
在佛家那里，国际交往的无敌魅力，就是“不贪欲”。不贪，不嗔，不痴。不贪图别人的便宜，不对别人声色俱厉，颐指气使，不拘泥于陈规旧套和蝇头小利，这样不仅有魅力自，还会有定力。
4、“勿用”：不称霸
“勿用”思想，来自华夏民族思想的总基因库——《周易》，而且是第一卦(乾卦)第一爻爻辞，可以说是第一基因。第一卦辞是“乾。元亨利贞。”第一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所谓“勿用”，就是不要轻举妄动的意思，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不逞强，不当头，不称霸。整个乾卦，是一个行动主体从崛起，到全盛，再到共赢的过程：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龙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故第七爻辞说“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就是共享，是更高境界的“勿用”。故此，彖辞、象词和文言对这种境界的“勿用”，都给于极高评价。彖辞：“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可见，群龙无首，是一种自治状态，所有人、所有国家各逞其能，和谐共生，这是“天下治”的理想状态，叫“天德”，或“天则”。很显然，这种状态的国际关系，不是等级化的世界格局，没有霸权国家，而是平等的多级化世界。这是一种“新天下”全球体系。
如果中国的国际战略能够做好以上四个方面，有可能避免世界权力转移战争。那么，习近平、李克强团队两年来做得怎么样呢?
三、四大外交重构“新天下”
我认为做得很出色。先看看习近平、李克强都进行了哪些访问。
2013年，习近平出国访问4次
【X2013I】3.22——30，首次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出席金砖五国会议，建千亿美元应急基金，中国出410亿;决定筹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外汇储备库。
【X2013II】2，5.31——6.6，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美国。
【X2013III】9.3——13，出访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并出席G20峰会(圣彼得堡)、上合组织峰会(比什凯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X2013IV】10.2——8，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六大经济走廊”，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李克强出国访问3次
【L2013I】5.19——27，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解决光伏争端，推销铁路，建设孟中印缅走廊，印度洋出海口。中巴经济走廊。
【L2013II】10.9——15，出席在文莱斯里巴加湾举行的“中国-东盟10+1”会议，并对文莱、泰国、越南正是访问，向泰国总理英拉推销高铁。
【L2013III】11.25——29，访问罗马尼亚，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与16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一一会晤，推销布—布高铁;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
2014年，习近平已出国访问5次，正在进行第6次访问
【X2014I】2.6——8，访问俄罗斯，参加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X2014II】3.22——4.1，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欧盟总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出席海牙核安全会议。
【X2014III】7.3——7.4，访问韩国。
【X2014IV】7.15——23，出访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出席金砖国家第6次会晤，和中国—拉美、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首任总裁来自印度。
【X2014V】8.21——22，访问蒙古。
【X2014VI】9.11——19，访问塔吉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并访问南亚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三国。
李克强出国访问2次
【L2014I】5.4——11，访问非洲四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尼亚、安哥拉、肯尼亚。拿下东非铁路大单，推销中国制造，访问非盟总部。
【L2014II】6.16——21，访问英国、希腊，文明外交。
纵观以上15次访问，给人以如下深刻印象：
1、轴心化“辐辏外交”：以中国为轴，世界为轮，交往国为辐点，多边国际框架为辐条
习近平就任国家元首首次访问(【X2013I】)，交往国是4个(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车轮”是亚洲、欧洲与非洲，“辐条”是金砖5国会议，轴心化工具是金融，建千亿美元应急基金，中国出410亿;决定筹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外汇储备库。
习李两年来15次出访，“车轮”圈及东亚、东北亚、南亚及东南亚、中亚、非洲、加勒比与北美洲、拉丁美洲、东欧、中欧、西欧和南欧，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岛国，缺口很小，只有大洋洲和中东地区。“辐点”40个(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美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文莱、泰国、越南、罗马尼亚、荷兰、法国、比利时、韩国、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蒙古、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尼日尼亚、安哥拉、肯尼亚、英国、希腊等)，“辐条”14条之多(金砖五国会议、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欧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海牙核安全会议、中国—拉美、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非盟、6大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等)。
2、太极两翼“纵横外交”：以大陆为阳鱼，海洋为阴鱼，太空为鱼池
美国和日本为了围堵中国，试图在太平洋上构建自由之弧，把中国限制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之内;俄罗斯为了防备中国，把中亚视为自己的禁脔，不让别人染指;美国更是把加勒比、拉丁美洲看成自己的后院，不让别人擅越雷池。
针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进攻性战略，以及俄国重温沙皇梦的扩张意图，中国主动出击，以太极招法，东横西纵，西取世界心脏地带——中亚5国(【X2013III】、【X2014VI】)，与俄美周旋;东进太平洋西岸，突破太平洋岛链，直捣美国后庭(【X2013II】、【X2014IV】)。“心脏地带”理论是英国国际战略家麦金德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谁控制欧亚大陆岛，谁就控制全世界，谁控制中亚腹地，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岛。从那以后，中亚地区成为世界帝国的必争之地，中国开始经略中亚，显露的是大陆帝国雄心。
这是大陆一翼。海洋一翼，除了突破太平洋岛链，进取西太平洋外，还在印度洋(缅甸)和大西洋(荷兰鹿特丹和德国杜伊夫斯堡)有了出海口，习近平访德期间(【X2014II】)，默克尔送给他一个珍贵礼物：在杜伊夫斯堡为一列来自中国重庆的列车剪彩。这显露的，是海洋帝国雄心。
东横之策，还包括地区一体化构想。今年习近平单独对韩国(【X2014III】)、蒙古(【X2014V】)的访问，对于中国，是“横策”，推动地区一体化;对于美俄，是“纵策”，瓦解美日韩、俄蒙同盟。
阴阳、陆海两翼外交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太极招法：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特别得益于两条“丝绸”：东横用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西进用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渗透其中的，是远交近亲的“非攻”理念。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新领导层的“中国梦”，是大陆—海洋—太空三位一体的世界第一强国梦，这确实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从未做过的梦，历史上的中华王朝，都是自保的王朝。
3、新三国“捭阖外交”：把俄罗斯祸水引向西方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当代世界权力三足鼎立：北美、欧盟、东亚。这是扩大版的新三国演义。俄罗斯虽然大大落伍，但它并没有放弃争夺世界霸权的打算，从未放弃让前苏联版图破镜重圆的战略企图。这就从两个方面给中国“新天下”外交提供机会：第一，前苏联版图里的中亚五国有了被俄国再次吞并的担忧，中国可以对其进行“忧大救小”和“远交近亲”外交;第二，把俄国的扩张冲动引向西方，为中国周边留下相对宽松的空间。这就要在俄国寻求不危害中国的利益时，给予必要的协助，这叫“捭”，但又不能超出美国和欧盟可以承受的底线，这叫“阖”。
至少有3个重大外交事件成为中国“捭阖外交”的成功案例：
——斯诺登事件。斯诺登逃到香港，显然是想避难，但中国从他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后，并未给与其避难许可，但也没有将其遣送美国，而允许他向其他国家申请避难，最后选择的是南美厄瓜多尔，但从香港飞厄瓜多尔的航班必须经过俄国。中国知道只要这架飞机的大雁飞过俄国，斯诺登的毛肯定被拔下，结果，俄国真这么做了。无论中俄之间事先是否有默契，美俄因此交恶已成定局。
——叙利亚事件。阿拉伯之春让中东独裁政权相继灰飞烟灭，但叙利亚的巴萨尔却一直在撑着。其实，美国和俄国都不真愿意让巴萨尔倒台，于是在是否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上唱起双簧。美国说要派兵打巴萨尔，俄国说你打我也打，你打政府军，我打反对派。中国说，还是谈判好。于是，美俄牵头谈，中国请叙利亚反对派领袖访问中国。结果，美俄主导的谈判结果，连他们自己都不满意。
——乌克兰事件。乌克兰有如中国古代的莒国，在东西方巨型政治体之间被碾磨，国家被撕裂。在克里米亚独立和东部分裂战争问题上，中国既没有像西方希望地那样，进行谴责和制裁;也没有像俄国希望的那样，给予支持和承认，而是对乌克兰的不幸表示同情。结果，乌克兰成了一块在欧盟美国与俄国之间难以痊愈的溃疡。
此外，中国还成功地利用斯诺登事件、金融杠杆等，在美欧之间捭阖。
4、文明魅力“辐射外交”：善用四顶“教宗”桂冠
美国国际战略学家亨廷顿是善打文明牌的高手，他《文明的冲突》一书，把中国推到了文明的孤境：中国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之外的孤儿，甚至把日本单列为新的文明体，连佛教、儒学也被撕破了。
其实，东亚和东南亚，自古就在中华文明的辐射之下，儒家、道教和禅宗，在东亚和东南亚广泛传播，而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东西两路，像绸带一样，环绕整个地球，它们各自都构成了“辐射圈”。唤醒这些文明符号，对于把中国崛起的国家行为，柔化为文明行为，意义很大。于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到韩国谈太极的刚柔并济，到中亚和印度尼西亚谈丝绸之路，到蒙古谈儒家“亲诚惠容”……不容置疑，中国是儒家、道家和丝绸商业文明的“教宗”，也是禅宗的“教宗”。作为中国国家元首，习李在过去两年的国事活动中所体现的“亲和力”、“低姿态”和“不贪欲”，展现了华夏文明的魅力。
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而是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也是这种改革的“社会主义”的领头羊。中国邀请越南、缅甸领导人来访，前去古巴、委内瑞拉访问，而漠视家门口的朝鲜，表明了中国的价值取向，不与流氓国家为伍，同时，意在敦促朝鲜变革。
“新天下”外交还在开局，效果如何还有待评估，本文提供的只是一个观察角度，只是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导论而已。
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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