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用日本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和日本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此道不孤”，德意苏三国是日本“治道的榜样”。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感性地回顾和加深对暴行的记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了解当年日本何以会走上这条邪路。这不但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正确判断今天日本是否又在步入歧途，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吸取历史教训也具有借鉴作用。

阅读二战中日本第一手的文献，尤其是一些特别具有宣传意义的言简意赅的公开文件，可以回归当年的话语环境，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历史教科书难以容纳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全国总动员，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布的军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它堪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简明读本。

二战时期,日本宣扬军国主义的宣传海报。

“西方—日本”：文明的对抗

《臣民之道》的序言开宗明义告诉日本学生: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制度不同，天皇制是日本国体之本，“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易。这个特殊的国体比日本国家和民族本身更重要，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日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历史和每日的实践。国家民族的生命和活动全部围绕增强帝国基础这个任务”。

序言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日本在寻求富强的同时，各种西方文化观念涌入，削弱了国本。现在只有高扬以服务国家为基本义务的臣民之道，才能肃清西方思想，维护国体。当时还有军部人士就所谓西方思想对日本的渗透这样说：“我们必须首先抛弃美国心、英国心，清除这一切洋夷思想，回归于‘大和心’。此乃当务之急”。

《臣民之道》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为军国主义扩张做宣传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论并不是日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一番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话语。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

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以天皇制为国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会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亲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核心的价值，家国一体，而不是承认和鼓励个人主义。维系日本社会的是家族和长幼亲情的纽带，它甚至惠及在日本的异邦人，将他们同化进日本民族。

日本的“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

《臣民之道》说日本和西方文明的这个根本差别就是今天日本和西方国家冲突的根源。现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丛林法则规定的，而“日本的使命”是要把自己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美德引入国际社会，建立以“德治”为本的“国际新秩序”，从日本一国的“和谐”达到天下的“和谐”。

在其他的文件和宣传中，这套话语引用中国古典政治概念中的“霸道”和“王道”，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霸道”，依靠的是力；日本主张的国际秩序是“王道”，诉诸的是“德”。

中国人熟悉的抗日样板戏《红灯记》中日寇宪兵队长鸠山那套“王道乐土”的说教是有历史真实性的。

这个“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对立，被《臣民之道》用来解释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国内是明治开国以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主义”“渗透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和美德及风俗受到了损害”，危害了国本。现在要对这些西方观念做系统的清理。国际上，欧美弱肉强食的霸权把亚洲民族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西方那套基于个人主义的观念瓦解了亚洲传统文化，日本的政治使命是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帮助亚洲人民解放自己。

《臣民之道》用这样一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或者“王道”对抗“霸道”的话语来解释日本对外战争的历史。它说日俄战争“开始改变欧美统治世界的趋势日本的胜利导致了匍匐于英美影响下的亚洲国家的觉醒，开始了要求独立的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压制，“‘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民族生命受到长期压抑后的爆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事变就是日本朝向建设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一步。”它说中国被英美引入歧途，视蒋介石政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声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止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且是要把中国完全并入以“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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