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文明的破坏与重建，伊斯兰教在中亚诸汗国时期(16世纪～19世纪中叶)完成了本土化过程，并最终得以在中亚独立发展，成为中亚地区占绝对优势的宗教。

沙俄统治时期——伊斯兰教的“俄罗斯化”

中亚19世纪中期至1917年中亚处于沙俄统治时期。沙俄对中亚伊斯兰教实行利用与控制两手政策。利用政策方面，包括在立法上对伊斯兰教予以承认，以最大限度获取广大穆斯林的支持;提高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地位和待遇，收买人心，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教职人员地位显赫，待遇丰厚;修建宗教设施、支持朝觐活动。沙俄政府的利用政策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因此不断推动伊斯兰教“俄罗斯化”，力图削弱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影响，其控制政策主要体现在：不断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监管;逐渐限制伊斯兰教会的权力，降低其在居民中的权威性，弱化穆斯林宗教意识;在中亚推广东正教。

尽管沙俄对中亚伊斯兰教采取诸多控制措施，但总体上讲沙俄的宗教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因此这一时期中亚的伊斯兰教得到不断发展，宗教学校成为穆斯林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还出现了一些旨在寻求新出路、改变伊斯兰教危机状况的思潮、运动和新的教派，如瓦伊索夫派、新穆里德主义、札吉德运动、穆里德兄弟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

苏维埃初期——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初现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西方国家把苏联视为敌人，伺机策划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同时内部问题也更加严重：自1918年开始爆发国内战争，安全形势紧张，内战牵制住苏维埃政权的大量精力;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中亚地区被剥夺特权的封建巴依(即地主)和伊斯兰宗教界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17年底至1926年和1933年，中亚发生了具有宗教极端主义性质的巴斯马奇反革命武装叛乱。

“巴斯马奇”(Басмачество)意思是“土匪”、“强盗”，源自突厥语“巴斯马克”，即“进攻”、“突袭”之意。1918年2月，浩罕的穆斯林政府被苏维埃政权推翻后，它的一些成员投奔了巴斯马奇，巴斯马奇还得到包括部分宗教人士在内的反革命势力支持，使巴斯马奇由一个以抢劫为生的犯罪集团转变为反对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宗教极端武装组织。

巴斯马奇的目标就是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建立中亚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有明显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鼓吹宗教狂热，煽动群众，向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经常在城市、村镇和居民点进行突袭。1917年底至1918年初，巴斯马奇发动叛乱，建立“浩罕自由政权”，组建“突厥斯坦穆斯林自卫军”，并在费尔干纳地区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美国出台了“未来中亚十四条”，强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突厥斯坦实行“委托统治”。英国也宣称，可以建立一个大英帝国庇护下的中亚哈里发突厥斯坦国家。

苏维埃政权打击巴斯马奇反革命运动的主要应对策略首先是把打击对象分为两个层次，联合中亚人民一道对顽固的武装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对受到蛊惑的普通民众则采取多做工作、逐渐感召的政策。1920年5月，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伏龙芝率苏联红军进入费尔干纳，号召突厥斯坦当地居民应征入伍，组成了2500人的骑兵剿匪部队，将巴斯马奇匪帮赶进阿尔泰山。之后巴斯马奇在那里建立了“帕米尔-阿莱”基地。其次，提高中亚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宗教人士的待遇，宗教界精神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被充公的土地部分归还给清真寺，以争取民心。再次，大赦普通的巴斯马奇武装分子，许多巴斯马奇武装分子得以返回家园。最后，引导和教育中亚各族人民对宗教、科学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认识。

1922年、1924年和1926年，苏联红军在中亚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击溃了巴斯马奇的多次反扑，最终被苏联军队歼灭了大部分匪徒，其残余势力逃往阿富汗、伊朗及中国的新疆。在同巴斯马奇长达十年的斗争中，中亚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考验，对中亚的宗教民族主义势力给予了沉重打击，从客观上为改变中亚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混居与分割并存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苏联时期——作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伊斯兰教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70多年间，苏联的伊斯兰教政策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宽容政策;20世纪20年代末至60年代漫长的压制、控制和管理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松动政策。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对中亚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对伊斯兰教人士给予充分尊重，未剥夺宗教组织的财产，尊重伊斯兰教法，允许宗教学校存在，不在中亚地区开展反宗教宣传，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十年，中亚地区的宗教工作颇有成效，中亚广大穆斯林居民充分享有宗教自由，同时也学习接受无神论等新知识。除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外，苏维埃政府还通过民族划分、组建民族共和国以及加入苏联等方式减少伊斯兰教对中亚社会的影响，使中亚各民族国家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经过发展民族文化、加强科学教育，淡化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至60年代采取压制、控制和管理政策。列宁逝世后，苏联政府对伊斯兰宗教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开展“宗教世俗化”运动，逐渐在对待中亚伊斯兰教问题上开始变得粗暴，采取了许多压制手段，包括大规模关闭宗教设施，迫害伊斯兰宗教人士，发动全民反对伊斯兰教，大力推动无神论教育和宣传等方式，把伊斯兰教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政策有所松动，实行政治上加强控制、放宽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限制的松动政策。开放了一些清真寺，允许伊斯兰上层人士参加或举办世界性的宗教活动，这一时期中亚的穆斯林数量有所增加，青少年信教人数增多，一些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中也出现了信教者。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较贫乏，青年群体不关心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长期的官僚体制衍生出来的社会懒散风气让人们对集体事业、对社会活动更加消极。

不过，苏联政府对所谓伊斯兰教“残余”的打压仍在继续进行。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思想灌输的方式强行推广无神论教育、淡化中亚居民的伊斯兰教意识，这种作法带来了严重后果：强行改变信仰极大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给广大中亚穆斯林带来了巨大的摧残，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乌兹别克大部分神职人员被关进劳动营;对伊斯兰文化造成浩劫，很多清真寺被关闭，大量宗教文献被毁;为日后宗教极端思想的泛滥埋下隐患——部分穆斯林产生了“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与世俗政权对立”的思想，向往中亚民族独立国家时期的政教合一体制下的信仰自由生活，对世俗政权产生了强烈的憎恨。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