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逻辑也曾是上世纪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更是长期被国家的内忧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们在国民政府卧底，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甚至成为颠覆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朋友，或者成为他们的“地下工作者”。

对于二战后的主流美国来说，苏联和纳粹德国在内政制度上，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而苏联阵营“解放全人类，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对方看来，就是有武力输出革命打上门来的潜在战争危险。冷战双方思维方式完全错位，双方的感觉是鸡鸭互不相通的。而这个时候，一场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笼罩在世界末日可能来临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机密成为二战后最焦虑的事情。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后，1962年苏联暗自在古巴部署导弹，最大射程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几乎涵盖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预警时间只有五分钟。苏联还同时在古巴部署了轰炸机。虽然危机最终在十三天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哪个敢保证，核武冲突，卷进双方阵营的各个国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威胁就更为现实了。美国当时的中小学，常规的突发灾难训练之一，就是核弹爆炸了怎么办。

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间谍的一大目标，就是包括核机密的军事机密。

柏特丽的自首只是一个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问题，苏联一方面对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过柏特丽，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间谍网。她和苏方冲突日剧，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联系人也确实在建议“摆脱她”。就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一个间谍，美国共产党党报的编辑Louis Francis Budenz，因为信仰改变已经自首。这终于推动柏特丽也走出向联邦调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决定隐下柏特丽的自首，让她转而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以获得更多苏联在美间谍的情况。这个决定自然是一个最高机密。可是，FBI还是通知了盟友英国情报部门，谁知英国新建的对苏情报部门负责人费尔比（Kim Philby），恰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面间谍。他向苏联通报，苏联立即切断了和柏特丽有关的一切联系。直到1963年费尔比逃苏，柏特丽自首被暴露的谜底才算揭晓。在当时，这个最高机密如此轻而易举就立即泄了密，对FBI带来的恐惧和刺激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美国发现自己的司法制度，要处理核时代的间谍危机，显得十分软弱。核武时代，外部威胁千万倍暴长，但是，要给间谍定罪却难上加难。

柏特丽交出的间谍名单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个名单和FBI掌握的一些间谍，以及伊戈·哥萨柯提供的名单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从一开始就判断这是一个真实名单。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一些前苏联情报官员的回忆中，也再次得到证实。

可以想象，假如是在苏联阵营，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苏联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纪初就大规模演出过，对于清洗制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没有什么约束和顾忌。立国之初，美国就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治国理念上，打算让民众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尽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十条中就有五条涉及被告权利，其中第五条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中自证其罪”。因此，在美国给间谍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报的时候当场拿获，否则很难说服陪审团，不可能按照一个人的揭发举报就定间谍罪。根据“第五条”，你也不能强制他坦白，所谓“自证其罪”。美国法庭上，被告、证人说“take the Fifth”（采用第五条），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

所以，柏特丽间谍名单上的一百五十人，绝大多数在审前的大陪审团面前、在国会听证会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数人则宣称自己无罪。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无法定罪。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仅不能惩罚他们，还必须照常让他们在原单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联邦政府雇员。假如单位把他们调离原来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位置，他们反过来可以告工作单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写过柏特丽故事，书名是《聪明女孩：伊丽莎白·柏特丽》（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书的副标题直接点出柏特丽事件的要害，这是“一个引向麦卡锡时代的间谍”（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一筹莫展的焦虑中，麦卡锡似乎是指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文/林达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一个叛逃者成为冷战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