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命”之所以无法上升为由美国主导的诸如“关键决心”、“对抗红旗”等高逼真度军演，不是中国无能力或无意愿所致，而是由上合组织的内在性质决定的。

代号为“和平使命-2014”的上合组织联合反恐演习，于8月24日-29日在解放军朱日和合同训练基地举行。时值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动干戈，而美国又积极奉行旨在围堵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三股势力”在欧亚大陆多个角落集中爆发，因此由中俄担纲主角的“和平使命”军演透露的信息，以及对提升中国军力有何帮助，备受关注。

日前，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中国战略问题研究小组亚洲分析员丹尼尔·哈特内特发表题为《理论性成效》报告，详细梳理和剖析中国迄今所参加的上合组织“和平使命”军演的心得和收获，提出了颇为与众不同的观点。

解放军抓住了机会

基于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多年持续关注，以及比较专业的学术研究训练，哈特内特在对中国军队所参加的“和平使命”多边军演情况的深入探讨中，有了深层次的发现。他认为，由于同为上合组织和独联体国家集团安全条约组织的主导国家，俄罗斯刻意希望上合功能局限于政治方面，况且中国也不希望给西方留下“中俄军事结盟”的口实，因此“和平使命”往往很难设计成结构复杂和层次较高的军事演习，人为设计痕迹较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解放军不能获得学习的机会。事实上，多轮军演锤炼了解放军如何向某个邻国境内部署一支携带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地面作战力量，以及向中国周边地区投送空中力量的方法。

哈特内特指出，演习中，解放军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将一支千人规模的部队及其装备输送至邻国境内的相关经验。虽然这次部署行动主要依赖铁路，而且未明显采用空运方式，但是相关经验可能为解放军提高远程机动能力奠定基础。

其他有益的经历包括：将大规模部队输送至中国境外；人员及武器装备（包括诸如99型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共同输送；解决铁路规格差异问题；在沿途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等。美国前驻华武官丹尼斯·布拉斯科在一篇提交五角大楼的报告里曾指出，解放军在“和平使命-2010”演习中所掌握的部署行动经验都是它近年来不断发展的跨区机动演习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自然延伸。

此外，解放军空中力量也掌握了针对中国境外目标实施远程空中打击所需的经验，虽然从战术角度衡量，此次演习因结构简单（尤其是缺乏对抗的往返式轰炸）而价值较低，但中方仍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协同方式运用担负护航任务的战斗机、空中加油机以及预警机也有可能为该军种提供一些在未来提高此类行动能力的有价值经验。

从部分角度衡量，大陆空军参与此次演习意味着该军种完成了2004年确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要求。这种新的空军战略被称为“攻防兼备”战略，它要求解放军具备在中国境外实施进攻性空中行动的能力──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向空军提出这种要求。空军战斗群针对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模拟目标的成功轰炸展示了该军种实施“攻防兼备行动”的能力。

政治性质决定军演性质

哈特内特批驳了西方学者否认“和平使命”演习价值的观点，认为这形同“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他看来，“和平使命”之所以无法上升为由美国主导的诸如“关键决心”、“对抗红旗”等高逼真度军演，不是中国无能力或无意愿所致，而是由上合组织的内在性质决定的。

首先，该组织更多是一个政治而非军事合作组织，它在成立10多年后仍然更多地是作为国际磋商与合作的论坛、而不是军事联盟来发挥作用。其次，上合组织公布的目标是集中力量应对地区性跨国威胁，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而不是需要作出具有针对性军事反应的军事威胁。从最为核心的特点看，上合是关注地区安全的磋商和合作论坛，

曾有几位美国学者使用含义更为模糊的词语描述该组织，如“政府间网络”、“多边安全对话”、“研讨论坛”和“地区性政治-安全协议”等。从这个角度衡量，在已有的“和平使命”演习传达指令的过程中，都采用了咨询和平等协商的方式，这种情况显示该组织更注重政治而不是军事合作。

虽然上合组织宣言希望推动打击“三股势力”，但它并未提及发展军事能力的必要性。上合组织公布的官方文件既未提及军事能力建设，也未涉及军事现代化建设。如果说该组织重点关注军事威胁，那么它将实施数量更多且结构更为复杂的军事演习，同时推动其他类型的军事合作。

自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每年至多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截至2012年底共举行8次演习。与之相比，作为军事联盟的北约仅在2010年一年内就至少举行四次被赋予正式代号的演习。此外，军事联盟所实施的联合演习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成员国提供学习借鉴各自防务改革的机会，但上合组织的官方文件并未提及分享军事“实践经验”，而是仅仅涉及交流反恐情报和技能。

哈特内特强调，作为上合的“双驾马车”之一，俄罗斯对上合的定位远没有集安（即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高，后者作为地区性共同防务联盟，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于1992年共同成立。与上合不同，集安将军事合作列为重点领域，尤其是寻求“通过共同防务方式确保成员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此外，集安还要求建立联合作战力量和军事设施、组织参谋人员的联合训练以及为军事采购提供支援等──上合根本未涉及上述情况。

尽管如此，外界也不能将“和平使命”演习视为浪费军事资源的行动。解放军可能掌握将中等规模的部队及其装备输送至邻国境内的相关经验，如果考虑到这种经验与中国近年来实施规模越来越大的“跨越”系列远程大兵团跨区演习相结合，不难想像另一种不同的场景，即解放军部队通过铁路机动方式部署至中国周边的某个地区并应对地区性危机。

此外，解放军在“和平使命”演习中获取的另一大经验莫过于空中力量的境外投送。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中国空军正着力发展成一支具备初步能力的远程空中力量，目前其缺乏的不止是硬件装备，也包括如何调整作战流程和行动控制，从而为今后遂行传统和非传统境外安全行动做好准备。

对美国的政策启示

对美国而言，中国武装力量参与“和平使命”演习的情况意味着什么？哈特内特认为，美国决策者实际上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美国没有必要认为上合组织举办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能够自动为解放军提供有助于增强其作战能力的经验教训。虽然解放军肯定会向其他参演军队学习借鉴，但是这些经验教训相对有限。上合组织的结构特点对解放军从此类演习中获取重要经验教训产生限制作用。此外，上合组织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提高各成员国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能完全转化为与高水平军事力量（如美军）的对抗能力。

其次，美国决策者以及战略思想人士还应当考虑一种不断增大的可能性，即在未来发生地区性危机的背景下，解放军地面作战力量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部署至中国境外。“和平使命-2010”演习的情况显示，解放军正在缓慢发展向中国周边地区投送作战力量的能力。美国战略计划人士在制定应对地区危机的行动方案时，必须考虑解放军介入的可能性。

最后，美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都应当意识到，大陆空军正在逐步发展为一支具备初步远程作战能力的空中力量。该军种作为国土防空型空中力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这种进程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但该军种在“和平使命”以及近年来在转移中国海外公民等事件中实施的行动表明，它正在缓慢发展向中国境外投送空中力量的能力和意愿。由此，美国安全计划人员在制定未来危机应对方案时，必须更多地考察中国空军实施相关行动的可能性。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6期 总第519期 特约撰稿员／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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