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伊斯兰”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见诸于报端和网络，与之相伴随的时常是令人震惊和不解的画面。而去年以来ISIS的兴起，以及近期查理周刊等事件的发生，更是让伊斯兰成为一个到处被谈论的话题。可以说，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伊斯兰世界自18世纪后期以来的颓势并没有出现扭转的迹象，但伊斯兰教却在个人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层面显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全球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更是以明显高于其他宗教的比例在增加。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明显处于弱势，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却在“复兴”。

伊斯兰复兴：自身的解读

就伊斯兰教本身来说，复兴（tajdid）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它乃是伊斯兰历史中固有的概念和传统。如果再进一步来看，在伊斯兰历史观中，人类的历史便是一个不断复兴理想传统的过程。因为唯一的神在创造之初，就为人类确立了完美的信仰，正道已从神降临于人，“谁遵循我的正道，谁不会迷误，也不会倒霉”（《古兰经》20:123）。然而，人本身是不完美、易于迷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常会偏离正道，因而《古兰经》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讲述了从努哈（挪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到尔撒（耶稣）等众多先知如何四处奔走，警告那些不道德的社团、呼吁他们重返神之正道、在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的规范中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复兴神为人类所安排的信仰。和此前众多的先知一样，先知穆罕默德公元7世纪初期在阿拉伯半岛的神圣使命，并不是要创建出一个名为“伊斯兰”的新宗教，而是引领一场革新，复兴自人类被创造之初就被赋予的、顺服于唯一神（即“伊斯兰”）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免走向堕落的过程，因而要不断复兴，回归理想样板。

在之后伊斯兰的历史上，复兴的传统和概念不断出现。其源头不仅根植于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而且还直接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教诲当中。在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穆罕默德先知言行实录——《圣训》当中，有一则记载直接说到“真主会在每个世纪之初给这个乌玛（umma，指穆斯林社团）派遣一人，他将复兴乌玛的信仰。”因而，穆斯林相信，在历史上每百年会出现一个小复兴者，每千年则有一个大复兴者。复兴的目标，就是回复到原初的理想状态。而从经典角度来讲，原初的样板是唯一神在创造之初就为人类确立的，但是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具体表现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建立的种种规范之中。

在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每逢纷争和衰落之时，就会有伊斯兰宗教学者和宗教运动起来号召穆斯林社团回到原初的信仰和实践方式。这些复兴的号召和运动大多是符合伊斯兰主流教义传统的，偶尔也有一些会采取较为极端的形式。但不论如何，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是所有复兴要得到认可、受到尊重的根本原则就是：复兴的目标不是为了新设，而是向理想样板的回归，回归到《古兰经》和《圣训》所揭示的理想模式中去，任何在《古兰经》和《圣训》当中找不到依据的做法——即所谓创新、或称标新立异（bidah），都被认为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复兴蕴含着以下前提。首先，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和指导的正义社团已经拥有各种规范；其次，复兴是要去除那些渗透和侵蚀社团生活的外来（往往指非伊斯兰的）历史附生物或是无根据的创新；再次，复兴往往意味着对既定的机构、特别是体制化宗教机构对伊斯兰教的解释的批判。在这一前提之下，不论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身为教义学家、被誉为千年复兴者的安萨里，还是18世纪以来阿拉伯半岛的瓦哈布、南亚的瓦利乌拉，都宣称有权重新对当时伊斯兰教内部的某些要素进行革新，以更加符合传统的方式予以重新诠释，进而净化和振兴所处的社会。当然，重新诠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和新观念，而是回到或是重新采用独一无二的，且本质上整全性的伊斯兰，正如同在启示中所反映的那样。

从伊斯兰教历史上来看，能够被称之为“复兴者”（mujaddid）的，往往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宗教学者，因其在宗教思想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赞誉。但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伊斯兰世界整体性的衰弱，以及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扩张，复兴出现了新的高潮，并显现出与以往历史上不同的分化。面对当时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停滞，要如何实现复兴，当时的穆斯林思想家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赛莱菲（salafiyah）主义的思路，其典型代表为19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主义。这种思想认为在各种危险的“创新”之下，伊斯兰信仰岌岌可危，要净化宗教行为和思想、摆脱所有的非伊斯兰因素，才可以免遭神的谴怒，使穆斯林社团得到拯救。而净化宗教思想和行为的路径，就是理想化地完全遵循赛莱夫（salaf，即穆斯林先辈，一般指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人弟子、再传弟子三代期间的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模式。这种主张并不强调当时穆斯林已经切实面对的与西方的竞争关系，而是认为穆斯林社会衰落的原因就在于背离了神为人指引的正道、背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效仿前三代的理想模式，才是实现复兴的根本之道。

第二种复兴方案就是日后被称为伊斯兰现代主义、或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思路，其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等身为非宗教人士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对穆斯林社会面临的衰落和停滞深有感触，对穆斯林社会相比于欧洲的落后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复兴是穆斯林社会对欧洲挑战所做的一种必然回应。但是，他们并不认可当时的东方学家们对伊斯兰世界所持有的一些固化认识。他们坚信伊斯兰与理性、与科学都是相容的，就是欧洲现时之进步也是此前受益于伊斯兰文明的结果。

如果说改革主义者和赛莱菲主义有一点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同样坚持伊斯兰教是完美的信仰，本身没有任何缺陷，因而复兴之道不可能是外源性的，而是必须从伊斯兰教内部来获取。不过，改革主义者认为现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者完全依赖于对宗教经典的过时解释，因而伊斯兰复兴的关键在于摆脱那些固守陈规、固步自封、崇尚效仿的宗教人士。复兴，就是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对经典的解释、并进行再解释，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创造性，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

伊斯兰复兴：穆斯林之外的认识

但是，今天人们通常观念中的“伊斯兰复兴”，并没有上述这样漫长的历史和背景。我们在中文语境中所说的伊斯兰“复兴”，大概对应于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常用到的Islamic renewal或是Islamic revival。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它指的是伊斯兰社会在个人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层面日益强调和重视伊斯兰文化传统，由此导致伊斯兰在精神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治、对外政策等领域的全面复兴。将其视为一场范围宏大的社会运动的话，大概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发展至高峰，至今仍未平息。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穆斯林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复兴”就等同于伊斯兰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因此被冠以“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Islamism）”、“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等不同称谓。而用在描述伊斯兰世界的思想主张时，本身适用于所有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也被狭义化理解，其中包含的对政府和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和巨大差异都被忽略，仅强调宗教应该积极参与政治、统摄政治的那些主张。总的来说，伊斯兰复兴被理解为20世纪世俗化潮流之下的一种反向运动，它强调伊斯兰对社会全方位的作用，具有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的特点，同时在政治上要求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最终实现神在人间的意志等特点。

在这一认识之下，伊斯兰复兴就是继20世纪盛行于中东地区的各种版本的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之后兴起的另外一场运动，它不仅强调传统宗教概念、宗教形式、宗教感情、宗教价值观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更强调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这一认识在西方学术研究的成果中有着非常典型的反映。在一本名为《伊斯兰复兴先锋》的著作中，当代西方最为知名的一些中东研究专家和伊斯兰研究者对近现代以来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其中涉及早期的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物，但是占分量更多的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伊斯兰促进会的创建者、印巴分治之后巴基斯坦知名的反对派领袖毛杜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黎巴嫩什叶派权利运动领袖、“阿迈勒”运动创建人穆萨·萨德尔，伊拉克什叶派宗教政治领袖巴基尔·萨德尔等，在中东政治领域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人物。

在这种理解之下，当代伊斯兰复兴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现代伊朗建立后50多年里，前后两任国王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而且，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趋势似乎已经势不可挡。就在人们认为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潮流已经、或终将主宰世界，宗教的影响将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武器、庞大的军队、巨额石油收入，被美国视为海湾宪兵的伊朗政府，被一场以宗教为旗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士兵的革命推翻了。这是一场从世俗到宗教的革命，它不同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各种政变，更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断完全相悖。革命及其后续影响无疑震撼了世界，因为它激起的巨大希望和热情，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同样重要。一时间，伊斯兰复兴成为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讨论的热点话题，对当代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几成当时之显学。

戴着缠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了一贯西方做派的巴列维国王，成为伊朗政局的实际掌控者。之后霍梅尼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举措点燃了沙特什叶派聚居的东部产油省的起义，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也紧随其后。所谓伊斯兰复兴的大火在迅速蔓延。虽然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复兴的主张以7世纪前期的社会为样板，这是不理性和退步主义的表现，但是在中东更为现代化、西方导向的国家，比如埃及、黎巴嫩等国，都相继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世俗化运动。许多穆斯林更加严守教规，强调伊斯兰的宗教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在公共领域，伊斯兰作为世俗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惨败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从埃及、苏丹、利比亚一直到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还有改革运动和反对派运动，都诉诸于伊斯兰的符号、修辞和理想，以便使自身合法化并动员民众、获取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和思考。一些学者把这一社会运动视为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一次磨合和相互适应。著名的伊斯兰社会史学家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就认为，伊斯兰复兴是对权力集中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现代性环境的回应，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文化表达。对伊斯兰价值的强调并不是要回归到某个特定的昔日时光，而是通过对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再强调来应对当代问题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这场复兴与18世纪到19世纪穆斯林世界面临自身衰落和欧洲殖民主义入侵双重挑战时所作出的回应，是类似且连贯的，具有一样的历史范式。

但他所没有提及的是，西方社会对此次“复兴”和18、19世纪“复兴”的反应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一百多年之前的那场复兴中，西方看到的是觊觎已久的“东方遗产”终将有机会去分割，还有穆斯林世界希望效仿西方的迫切愿望。而这次复兴引发的不仅仅是最初的震惊，继而出现的更是对伊斯兰教整体性的恐惧。尤其是对所谓“激进的革命伊斯兰”的恐惧，担心它对中东地区世俗化趋势的反转、担心它对阿拉伯政权的稳定、美国的石油获取、以色列的安全、巴以和平带来的威胁。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被穆斯林兄弟会一个激进分支潜伏在军队中的成员在阅兵式上刺杀，这更是被视为“伊斯兰威胁”扩大的证据。因此，在提到伊斯兰复兴的时候，更为普遍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相反，在“复兴”这样正面的词语之下暗含着质疑和否定。与伊斯兰复兴、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伴而来的，恰恰是伊斯兰威胁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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