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方面发布了“勇士国魂”的纪念月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被收录其中，成为两岸都认可的中共殉国将领。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台湾“国防部”发布了名为“勇士国魂”的纪念月历。从“抗战前期：整军经武，蓄积国力”到“日本宣布投降：光荣胜利，永载史册”，以精美图片重现抗战历程。
翻开月历附页，在“抗战殉国将领”的“国军少将”一栏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名字赫然在目。台湾军方回应媒体采访称：“为客观忠于文献及史实，故未刻意将左权自名单中删除”。大陆各界对此颇多好评，有学者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两岸之间，终于有了第一位公认的共产党抗战殉国将领。
“彭已突围，左阵亡”
1942年5月下旬，山西辽县东南山区出现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部队，他们身穿灰色土布军装，头戴缀着纽扣的军帽，打着绑腿，买东西照价付款，歇脚时不忘帮忙打扫房屋。在当地农民看来，这就是一支八路军，只是不爱说话。
沉默是为了掩饰。这支部队是日军第36师团派出的“特别挺进斩入队”，由益子重雄中尉率领，化装潜入八路军控制区，目标是位于此地的八路军前方总部。
1940年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和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前方总部进驻辽县东南麻田地区，在此指挥华北八路军作战。这道山沟还驻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社等机关，一时有“太行小延安”之誉。
日军注意到了八路军的活跃，多次发动驱逐扫荡，均未奏效。1942年5月下旬，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启动“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打击活动于太行、太岳山区的彭德怀、刘伯承所部八路军。益子挺进队正是负责“捕捉敌首脑、扰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的撒手锏。
当时，左权兼任总部情报处长，直接处理各方送来的日军动态。5月22日，他获悉日军有从西、南两个方向合围麻田地区的企图，经请示彭德怀，决定率领各机关向东突围。但他不知道，益子挺进队已经潜入附近，正在寻找他们的行踪。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多属非战斗人员，行动比较迟缓。5月24日东进到辽县与河北涉县交界的十字岭下时，与后勤部队、掩护部队拥挤到了一起。左权认为后勤部队骡马多，一旦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扫射，后果不堪设想，便要他们单独向东北行动，其他人员待查明情况后再决定行止。
谁料，次日天亮后出现的不仅有日军飞机，还有地面部队——益子挺进队追击到了十字岭以西，而负责掩护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769团主力都在外围准备阻击日军大部队。短暂商议后，几位负责人决定分路行动，彭德怀、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翻过十字岭向西北突围，罗瑞卿率领野战政治部向东奔往武安。
此时，益子挺进队已经开始攻击据守十字岭西麓的掩护部队，并以火力封锁突围道路。彭德怀率先策马冲上十字岭，闯过火线冲出山口向北奔去，后面的人跟着涌上山岭。左权在半山坡指挥，鼓舞人群：“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得知彭德怀已经突围后，左权也向山口走去。途中，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左权被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时年37岁。
各机关在突围中也遭受很大损失。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被俘，政策研究室11人全部阵亡。新华日报社自社长何云以下阵亡失踪40余人。罗瑞卿一路也遭到日军阻击，靠朝鲜义勇军拼死突击才打开生路。
左权的遗体被匆匆掩埋。日军战斗报告中附有一具据称是左权遗体的照片，但已无法辨认。数日后，总部特务团一部返回十字岭，在一条沟里找到了左权的遗体，“上面盖着青草，当时不知是谁匆忙盖上的”。他们将遗体清洗干净，换上新军装，盖上红旗安葬在岭顶。
5月26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向延安汇报了“彭已突围，左阵亡”的消息。次日，毛泽东和朱德回电，表示“殊深哀悼”。同年8月26日，共产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左权县以资纪念，左权牺牲的十字岭也被改称为左权岭。10月，左权遗体移葬河北涉县石门村。8年后，迁至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袭击十字岭的益子中尉因战功得到了日第1军颁发的奖状，升任师团参谋，后随部队在太平洋新几内亚岛投降。他回到日本后曾任町议员、町长等职务，死于2010年。
来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事专才
左权阵亡后，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称他“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称之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回顾左权一生，确实被共产党作为军事专才培养和使用。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905年3月，19岁时进入湘军宿将程潜在广州开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这所学校招来的学生颇富造反精神。先有陈赓、宋希濂等人未等开学便转考黄埔军校，后有陈明仁等人里应外合，闹学潮要求并入黄埔，最终如愿以偿。
在闹事的学生中没有左权的身影，可能和他是讲武学校教育长李明灏的表弟有关。但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他很快被共产党所注意，于1925年1月由同学陈赓、周逸群介绍入党。
从黄埔毕业后，左权被选派到莫斯科深造，先进中山大学，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学。两人回忆左权“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非常注重军事学习，“凡教员指定的参考诸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故其在军事政治试题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1930年夏左权回国，被任命为闽西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负责培养下级指挥员。年底又改任红军新12军军长。后历任红一方面军总部参谋处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等职务，参加了整编宁都暴动第26路军和围攻赣州、漳州诸役。
此后，左权在政治上遭到打压，但始终被控制使用于参谋、教育岗位。红军长征期间，他担任红1军团长林彪的参谋长，后曾代理军团长职务。1936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邀请红军派军事专家到西安共商城防事宜，也由左权出马负责。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他的“少将”并非国民政府授予，而是比照职务自行确定。因参谋长叶剑英长期留守后方，左权成为八路军前方参谋部的实际首脑，参与从平型关战斗到百团大战历次主要作战的谋划指挥和总结检讨。
时人回忆起左权，多用沉毅寡言、勤劳周密形容，常是“一手拿着电话机说话，另一只手拿着笔在写”的形象。他为人和善、真诚，连一贯被认为淡薄的林彪也感念不已，在其死后罕见地写长诗缅怀。身为参谋人员，左权在作战指挥中的建议和判断，已经汇入林彪、彭德怀等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决策当中，难以逐一辨明，但仅存的片羽吉光，也能反映其人特点。
1940年10月，八路军集结重兵围攻据守关家垴的日军冈崎支队，左权到特务团坐镇督战，提出“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战死于十字岭前，他曾对担任外围阻击任务部队嘱咐“要记住，不要死打硬拼，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立即回头接应彭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作为接受过苏联军事教育的指挥员，左权对正规化建设极其重视，在指挥作战之余笔耕不辍，撰写《新战士的军事教育》、《埋伏战术》、《战术问题》、《建军问题》等专题文章，指导部队作战和训练。
1938年冬，左权召集八路军参谋长会议，着手起草司令部工作条例。1939年起，又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一道陆续翻译了苏联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作为八路军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周恩来评论，左权“习于游击战争，但他也不忘正规战术，所以他在军队正规化的口号下，尽了他最大的责任”。多年后彭德怀主持国防部，力主推进解放军正规化建设，与当年左权的影响不无关系。
“托派”阴影
对台湾民众来说，左权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媒体上。早在2007年，台湾公共电视备受瞩目的纪录片《寻找蒋经国》中，引述蒋经国留苏时期写给女友、冯玉祥女儿冯弗能的信时便有左权登场：“我看你给屈武写的信说，左权说你得了相思病，你可在相思谁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你呢？左权他真是好玩极了”。
是的，留苏时的左权还不是后来沉默的形象，而是一个热心又八卦的青年。但是，这段经历却使他在后来十余年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阴影之下。
1927年间，蒋经国、左权和同在苏联留学的孙冶方（日后成为中国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朱茂臻（后任国民党军少将，参加过第一次远征缅甸）等人时常往来，还曾发起聚餐。敏感于派系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和中山大学校长翻译王明，将这些人罗织为“江浙同乡会”，定性为反党组织，要求共产国际“立即消灭”。左权是湖南人，不算江浙同乡，却被定性为“同乡会卫士”，一同裹挟在案。
卷入其中的留苏学生奋起反抗，纷纷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反映情况。左权也写信称只是聚餐而已：“至于说吃中国饭有政治作用，在我们每一个明了的共产党员看来，自然可以说他们是神经过敏”，“我们不独是保证自己没有参加过任何小组织，将来我们也不会有这党外行动”。
经过一年多波折妥协，反党组织的指责无疾而终，但在“同乡会分子”和王明等人之间却结下了梁子。1929年，王明借审查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的机会，指称左权有同托洛茨基派分子来往的嫌疑，给予党内劝告处理。
厄运并未到此为止。左权回国担任红军新12军军长不久，所部一名团政委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当即上交左权。左对此未作任何处理，但革命阵营容不得温情和息事宁人。1932年5月，此事被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此时正逢王明的代理人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左权立即被中央局组织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召至瑞金审查，而后以托派分子嫌疑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撤销时任的红15军军长兼政委职务，调红军学校任教员。施简则被处以五年徒刑，在红军长征前被拉出监狱杀掉。
“托派”在共产党政治语境中的意义和影响，从领袖讲话中可见一斑。1937年10月，长征干部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女学生刘茜被处决后，张闻天在讲话中将托派与敌寇、汉奸并列，称黄克功如果杀的是这些人，“我们无判他死刑的理由”。左权若在现场，心情可想而知。据其女儿左太北回忆：“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左权曾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诉，表示：“虽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直到阵亡前也没有得到回应。
1979年8月，左权遗孀刘志兰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为左权平反，得到的回复是：“左权同志在历史上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以后纠正了路线错误，当时虽然没有做出书面结论，而并未影响党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就是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此时距离37岁的左权阵亡，又是37年了。
文／王戡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7期 总第5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