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是俾斯麦诞辰200周年。两个世纪以来，这位铁血宰相在“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外，是否最终“赢得生前身后名”？特从四本学刊中选取四篇文章，希望从观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回顾俾斯麦生前身后的多重形象，并同时展现尼采、韦伯等同时代伟大心智对俾斯麦的思考和批评。
第一篇文章梳理了俾斯麦传记自1890年到19世纪末伴随德国境迁发生的流变，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编篡中的俾斯麦形象及德国在百年间的沉浮进退。
第二篇文章则通过政治史的考察，聚焦“德意志民族主义”与俾斯麦的历史关联，指出俾斯麦既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手段的助澜者，又是逐渐奉之为个人信念的尾随者。
后两篇文章则分别归纳了尼采与韦伯这两位同时代人对俾斯麦及其事功的思考。它们表明，俾斯麦是19-20世纪德国思想界重要的现实关切。而且，他的政治遗产与哲学家的洞识，仍在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
在圣徒与恶棍之间——俾斯麦传记100年
整理自：Between Saviour and Villain: 100 Years of Bismarck Biographi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1, December 1998
作者：Karina Urbach
自19世纪末起，为俾斯麦作传就是德国历史学家孜孜不坠的传统，尽管恰如Otto Pflanze所言，透过书信、演讲、备忘录呈现出来的俾斯麦形象往往要比典型传记的描述来得复杂得多，但或许正是出于俾斯麦本人和20世纪德国历史共同的暧昧性，传记编篡中的俾斯麦才得以在100年间始终保持自己鲜活而又善变的面目。
关于俾斯麦的史学传统始于一种未完成的使命感。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德国史学界就普遍存在呼唤一位政治强人拯救德国的倾向，尽管这一倾向到80年代有所减弱，但史学界对俾斯麦整合国家的功绩并无二词。在俾斯麦打击国内自由主义时，明显倾向自由派的罗马史大家蒙森仍对俾斯麦的铁血事功满腹崇敬，而到19世纪末，俾斯麦本人终于落地成文之时，撰写英雄史诗和帝国荣耀的感召，绝不可能在史家之中断然消失。
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19世纪末出现的早期俾斯麦传记大致雷同，而它们书写俾斯麦方式的差别，也仅仅源于史家对俾斯麦塑造的德意志应被界定为“大陆强国”、还是“世界强国”的分歧。前一派作者以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特勒齐克（Treitschke）等官方史家为代表，他们依托官方性质的《历史杂志》，着力将俾斯麦塑造成国王的一名勤恳公仆，后一派作者如Lenz、Lehmann则在前一派的官方基调下深化俾斯麦建国功绩的潜能。对西贝尔和特勒齐克而言，俾斯麦只是霍亨佐伦皇族缔造帝国伟业中重要的一部分，相较于德意志，普鲁士及其皇族正统才是被拣选完成这一进程的中心。因此，在其七卷鸿篇《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中，西贝尔不仅宣称普鲁士没有主动挑起三次王朝战争，他更始终紧扣威廉一世的叙事主线、而令俾斯麦潜隐幕后。
尽管这层君臣藩篱到1914年始终是两派史家均未曾逾越的正史音调，但无论是Lenz还是Lehmann，将统一的德国视为未来世界强国的“大德意志”派都更远离前者的普鲁士中心视角。Lenz和Lehmann都曾参与过俾斯麦领导的对外战争，对这位铁血统帅的景仰早已浸润心灵深处。他们一方面宣称接续兰克的史学传统，以政治史的客观事实量度俾斯麦的现实事功，另一方面则通过连接俾斯麦与路德的新教背景，将德意志自发蒙至成型的演进视为新教精神于地上的行走。
“大德意志派”的俾斯麦撰述因为兼采实力政治的冷酷和救赎历史的热望，迅速成为20世纪初帝国掌舵人测度政治气候的绝佳风向标。1914年8月，就在威廉二世准备发动大战之际，德国史家迅速为俾斯麦批上了灰色军装，俾斯麦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也成为史家破解危局的思想地图。回忆录的编辑者之一Horst Kohl出版了一份面向德军士兵的俾斯麦军事思想手册，Lenz的好友Marcks则基于前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对俄国的分析，指出吞并中欧以抵御东方的可欲性。尽管一战的结果证明，但魏玛民国的成立，并未停止“大德意志派”俾斯麦中心的德意志经略图景，相反，它已俨然与帝国梦想一起成为德国人的乡愁。
20世纪20年代的俾斯麦研究继续“大德意志”派发掘的“相之两面”思路，开始将俾斯麦事功与精神的分析转至其外交政策和个人好恶。Rothfels等人对俾斯麦1870-1880年对外政策分析开始强调其在铁血之外的审慎与智慧，而对俾斯麦个人性格的研究则在其反天主教形象上侧重勾勒他与社会主义者乃至犹太人的不懈斗争。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俾斯麦形象，在这一时期被演绎到极致。20年代最受欢迎的俾斯麦传记作者Emil Ludwig用诗化的语言将俾斯麦的一生描绘为浮士德式的人物，而伴随着希特勒1933年上台，强力政治的浪漫主义终于迎来了20年来的顶峰。
尽管希特勒及其党徒并不喜欢这位容克老人在战略上的谨小慎微和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但“大德意志派”的历史解释对渴望继往开来的他们来说仍然奇货可居。而对大多数经历了近三十年变故的德国历史学家而言，魏玛民国不过是两个德意志帝国进程之间短暂的停顿，因此随着1934-1942年德国吞并邻国逐一成功，俾斯麦的事迹一方面被宣传部门频繁搬上银屏，一方面则为受命撰写“新德国历史”的Marcks等人视作希特勒伟业的前定调和。1942年上演的电影The Dismissal借俾斯麦之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些阐释者的共同心结：“我的使命已经终结，但这只是个开始。何人能了却我的志业？”
无论如何，希特勒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继承者。仅在电影上映数月后，德军就在斯大林格勒受困。宣传部门立刻禁演了这部电影，因为在剧中的某些片段，俾斯麦反复警告皇帝：贸然与俄国开战必将导致德国的失败。立法者一语成谶，阐释者只能失语。如何在希特勒之后书写俾斯麦的历史？这已成为困扰战后德国史学家的共同问题。
二战结束后，诸如Eyck等一度推崇俾斯麦的作者此时开始指责俾斯麦对自由、民主、法治的玩世不恭，在《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一书中，他甚至试图全盘否定1862年之后的德国史，而俾斯麦则无疑应为德国的历史悲剧负责。蒙森和A.泰勒虽然力图从凡人眼光对俾斯麦进行去政治化的解读，但基于成长背景勾勒出来的“凡人与政治家”的形象，仍然带着作者“忍不住”的道德关怀，“同情地理解”也至多限于这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现代传人无上的事功与无奈的处境之间。伴随60年代德国批判史学的兴起，史家对俾斯麦故事的讲述更彻底撕去了传记史学不曾泯灭的知人论世传统，以韦勒《德意志帝国》为代表的一批史学著作转而剖析俾斯麦时代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证数据化合而成的福尔马林中，战后对俾斯麦的反思以其面目的社会科学化走到了极致。
不过，似乎正如过去永远尾随着当下，自觉的理性化也无法轻易剔除人们历史记忆中的克里斯马。伴随1989年圣诞节响彻德国上空的《欢乐颂》，Pflanze、Gall、Engelberg等俾斯麦研究者在80年代的传记写作和他们对批判史学的质疑，再度点亮了战后平淡的俾斯麦撰述。和百年前的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俾斯麦研究者不再拥有皇室荣誉头衔和面对星辰大海时的激动，1990年的德国，也不再是“大”“小”二字就能权界衡量的精神现实，不变的是，贯穿俾斯麦形象百年流变的“德国问题”仍将与这位凡人与国父、恶魔与圣徒一起，在他们身边低沉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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