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来看，在习主席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当中，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别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推出来的，不论是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 反腐败，还是正在拟议中的对军队的改革。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并且没有走过头。
——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采访者/ 安然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
受访者/ 李成
一位从未到过美国的朋友说，他“熟悉”华盛顿，因为他一直在看《纸牌屋》。华盛顿是一个大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宏大并不是这座城市用来讲述政治的语境。除了白宫和国会山，这里还有无数平常的建筑，隐身其间的，是形形色色的游说团体、智囊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活跃的各路政治观察家。
从马萨诸塞大街走过，一不留神就可能错过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置身于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建筑中。李成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中英文资料，这位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显然，他仍保持着上海人的温和、严谨和精明。在这间略显逼仄的办公室里，他注视着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的政治风云。
过去的一年，李成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习近平的文章，延续着他对中国领导人长期的研究与观察。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在一个初春的下午，笔者对这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专访。
安然：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一直对他予以强烈的关注，主流媒体对他做过很多报道。您在2014年对习近平领导团队的研究中，梳理了习领导班子的构成。从对政治人物领导力的研究来看，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形成有哪些特点?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很敏感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未来政治走向、中国领导人作为个人的作用，以及他和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互动。
习近平作为中国新的政治领袖，他走向最高领导职位的过程有几个特点：
第一，相比较而言，他准备接班前在中央最高层呆的时间要短于其前任。习近平之前做了五年常委，而胡锦涛经历了10年的时间为接班做准备。江泽民则在邓小平掌舵的情况下，从1989年接班到1997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江有一个在“大树”下面学习、了解的经历，以及巩固权力、酝酿人马的过程。
第二，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在十八大上成为一把手以后才开始真正建立自己的人马的，在他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的官员中，他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寥寥无几。需要注意的是，自己提拔的人和政治盟友是不同的。比如奥巴马在竞选时期的同盟可以是肯尼迪家族成员或约翰·克里，但是他们只是政治盟友，和自己提拔的人是两码事，后者一般都与自己有很长的渊源。对于奥巴马而言，他自己的人包括他在哈佛的同学、在芝加哥的同学和同事。在这方面他和习近平是相像的。
第三，虽然如此，但习近平有几个政治渊源，这对他很有帮助。首先，他在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和上海三个地方总共呆了长达22年，沿海地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多熟谙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有在内陆地区的资源，其中包括他在陕西的家庭渊源和插队经历，所以他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就打通了，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一些和他在北京一起成长的红二代，以及一部分海归的好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具有一个比较全面、广阔的权力基础。
安然：从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几十年成长的脉络来看，中共干部选拔的组织制度其实是一套庞大并且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看到，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磨练与筛选，以及经过各方政治力量的平衡，最终才能够一点点脱颖而出。那么，这个体系和西方的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相比较，它的合理性、效率、风险如何?我们是否可能用比较超脱的眼光来评判一下这么一个体系?
李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或者说，比较合理的精英转型途径。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完善的。例如，从2012年期间发生的很多特殊事件来看，也暴露了这套机制中的很多问题。其中包括裙带关系、派系林立、买官卖官等等。那么，据此我们就很难讲这个机制完全公正、合理。
当然，除了这些弊端，它仍然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外界又不是很了解。比如，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周期要大大快于美国国会议员的轮换，后者轮换的比率大概是20%，而中共中央委员会每五年的轮换率是65%左右，因而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比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此外，中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领导，这种集体领导制度的好处是权力的平衡，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党分成两派或者两个同盟，比如 “江体系”和“胡体系”，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而各自影响政策的制定。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很多规章制度或惯例，包括任期制、退休年龄制度、避嫌制度、地方代表性、差额选举，习近平是利用这些制度进行管理，还是脱离这些制度或者引进若干新的制度?很多方面他需要开创新的途径，同时还要在党内形成共识。近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成熟，对于这一点，未来几年将会是一个考验。
安然：因而可以说，目前并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的这一套政治精英选拔体系，因为按照您的这种分析，它实际上在现有情况下，可能通过逐步完善而进化成一个更有效率、更公平、更有可持续性的政治制度。
李成： 完全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忘记基辛格博士经常讲的，中国的文明延续了两千多年，虽然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它是最有延续性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延续必然有其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