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就包括它的精英选拔、社会治理的一套体系，比如科举制，当然，这些都有弊端，但是它可以不断地演进、延伸为其他形式。目前来看，中国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最近经常讲，中国是否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济改革，第二个奇迹就是它进行的政治制度上的创新。这个创新，在任何国家都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建设、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定义、道德观念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安然：您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过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角色及演变，那么，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您多年前所描述的技术官僚有什么不同?
李成：这一代领导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学文科的、学法律的多了。虽然有些高级官员声称具有法学学位，而实际上他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党务或政治学，但其中也有很多人不仅学过法律，而且过去的职业都在法律相关领域。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对于促进法治建设会有明显的作用。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中国的高级官员中真正的技术官僚、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的比例将会下降。而处于上升趋势的两拨人，一是学法律的，另一部分是学金融的，此外还要加上逐渐崛起的企业家群体。所以，中共政治精英组成的改变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它经历了从中共的草根领袖到技术官僚、自然科学人才的改变;现在则在演变为法律与金融界人士成为政治家。此外，现在多数的中国高级政治家都是从省部级官员升上来的，那么，将来中国政治精英的产生是否会有更多元的途径?包括来自智库和企业界的精英，这些途径如果能够打开的话，将更加有利于政治体制向健康、完善、更具有代表性的方向发展。
安然：实际上，眼下有很多新出现的趋势，我们的确很难做出判断。例如，最近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反西方化、去西方化的声音，我们无法理解这是在什么层次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比如说，它所代表的，是党内一种较主流的意识，还是仅代表一些偶然性的、个别的声音?
李成：我觉得，这些声音并不代表党内的主流，可能的确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另一种可能是，有人利用这样一些动作，来有意贬低或为难新的领导层。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不难理解，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多元化必经的道路。
习主席最近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智库，其中提到要走出去，与海外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西方。所以，这些具有冲突性的信息的传达，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对当前中国政治包括领导人本人较全面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but”，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在充满矛盾的情况下发生的，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很多东西都是在尝试、在探索、在定位。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它和世界的交融，究竟要走向哪个方向?当然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总体来讲，中国社会毕竟将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有太多的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面的力量、发展的力量、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一点必须要看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上升不会是直线式的，它在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或价值观的过程中，会有反复、曲折，但是海内外有些观察家根据当下出现的一些现象，就认为中国会回到文革，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安然：习近平目前还处于其执政的初期阶段，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对他个人的看法和判断，还是出现了很多差异的，有些不同的认识甚至呈现出一种撕裂，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群体对领导人认识的冲突?
李成：从习近平执政至今，他得到三部分人的广泛支持，第一是中国的基层民众，第二是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第三是军队当中的中下层。当然，对他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和官员阶层的批评。
公正地来看，在习主席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当中，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别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推出来的，不论是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 反腐败，还是正在拟议中的对军队的改革。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并且没有走过头。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大方向的把握是对的。当然，在巩固个人权力和决策的过程中，有人认为权力太集中了，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不论经过怎样的过程，一旦最终结果是好的，并且有利于制度化的建设，大家的看法也会改变。例如，一旦法治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在知识分子当中就会赢得赞成。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两三年中，习近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着眼于如何让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较大意见分歧的社会，能够重新得到更多的调和与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确立一个更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取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国际环境，但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道路，以我的管见，还是他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一个惊喜。
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巩固他的权力，从而获得新的认可、新的合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在十九大上要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做出选择，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拥有很多政治资源，如果他能够把中国带向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就会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并得到历史的认可。我对此抱有良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