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发起的各种政治行动中，反腐可以说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在政治上也是一张很成功的牌。
李成：我同意，但实际上也有人认为反腐“做过了”。首先，利益集团对反腐就不能认同，并且会有反弹，因而反腐也有它的危险性。有人认为反腐是选择性的，这当然是一种观点，但是把反腐说成是派系斗争的工具，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反腐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党，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只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那么，反腐到底针对的是哪些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王岐山显然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同时也是党内的一个行动派，中共在反腐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应该是有考虑的。王岐山有很多海外的朋友，他的早期经历使得他对国际事务比较了解。实际上，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很多都在西方受过教育，甚至可能在西方社会工作过，他们会在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的基础上，想办法来更好地改变中国。西方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西方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不想学习别人。王岐山是依法治国的推动者。我个人觉得，到2017年的一、二月份会有更多的重心转移，例如会更加大力地搞法治建设。
安然：那么，用政治学的眼光来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一党体制下，能够让执政党找到一种制度，使党有相当程度的自净作用，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整治腐败，并且能够保持持续性。
李成：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作为一种过渡。我们知道，新加坡不是两党制，但是它在反腐败方面做得是成功的。中国香港也是同样。而反过来说，两党政治当中也会有很多腐败现象，所以哪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与是否杜绝腐败划等号。问题是，对中国目前这种腐败，必须要引进一些机制，这个机制不能只是依赖于党内派系的互相牵制，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依赖法治和党内民主的逐步引入。最近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巡回法庭的建立，这样的机制就可能杜绝像薄熙那样，把地方法院当成了他自己的法院，当然，在这方面需要一个过程。
对此，有一些悲观的看法，就像多年前对中国经济的态度一样。而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这种改变应该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有时候，政治变化看起来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发生，它有时候会以水到渠成的方式突然出现变化。
安然：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通常被称为政坛“第五代”，也有人将其认定为“知青一代”。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概念是能够被公认的吗?他们有何特点?
李成：领导人的代际划分是政治性的。“第五代领导人”这个概念的建立，海外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也同意把这一代定义为“知青一代”。要想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就必须了解知青一代。他们显示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很多特点，这些特质都是在他们的知青经历中得到的。
文革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当时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是有冒险精神的，是曾经沧海的一代，你骗不了他们、讹诈不了他们，对外界来说，你只能用很多道理，再加上自己的实力——这两方面都具备了，才能对他们有说服力。所以，在国际上，要想用以前那一套方式去和中国这一代人领导人打交道，是不灵的。
知青一代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体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一代人。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代，如此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他们非常复杂的特质。
安然：钱理群对知青一代有一个评价，从他的这个评价来看，似乎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而且他所谈论的知青，重点涉及其中的红二代这一部分人。实际上，对于知青一代的认识，钱理群所表达给我们的感觉，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李成：是的。钱理群对这一代人有一些担心，他的这种担心是很重要的。但习近平作为个人，他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能够突破中国社会的分离感，让自己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导人，这是了不起的。当然，应该说钱理群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有勇气的，但是我个人在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整体评价上，还是更多地看到积极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