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认识俄罗斯？什么是解开俄罗斯“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在俄国未来的发展历程中它将会出现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的内容？下面我们就试图拼合“俄罗斯之谜”的马赛克。
俄罗斯是“交响乐”和“矛盾体”
对俄国来说任何全称式的判断都是危险的。特切夫的名言，“俄罗斯只可想象不可分析”被研究者们经常引用。别尔嘉耶夫说，俄国文化是“交响乐”，俄国文化是“混合体”与“矛盾体”，俄国文化是东西方的“综合因素”的硕果。俄罗斯诗人布洛克说，俄罗斯是夹在欧洲和亚洲两大对立面之间拿着盾牌的国家。从地理上看俄罗斯一脚踩着欧洲、一脚踩着亚洲，地处欧亚接合部，为诸种文明所环绕，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每一次民族迁徙地扰动都给它带来强烈地震荡，令各种文明的影响混杂于其中。正如彼·雅·恰达耶夫所说的“我国历史面貌的一个深刻的特点是，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缺少自由创举，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便会发现：我国历史的每个重要事实都是来自外部，每个新观念几乎都是抄袭来的”。在早期的民族国家历史建构中，它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很多东西，比如“公有私耕”的土地制度是来自北欧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来自蒙古人的，东正教是来自拜占庭的，文字是希腊传教士根据希腊文字创建的，它的建筑、艺术甚至皇族通婚都是面向西方的，而税制、人口统计、驿站制度又都是蒙古人从东方带去的，所有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并经过与原始东斯拉夫人文自然地理长期磨合，便沉淀为“俄罗斯自己的特点”了。俄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有同源的地方，也有异质的地方，它兼融东西方的东西并赋予它本民族的时代意义就打上了“俄罗斯的烙印”，但又不能简单对它冠以“大杂烩”判断，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其它民族特点的“为我所用”的“取舍”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这样似乎说起来，俄罗斯像个大熔炉，把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组合起来就构成了自己的特性。奇怪的是，俄罗斯早期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外来的因素改造成本民族的特色以后，越往后发展又越带有兼容性和平衡性较弱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新移民国家多元社会的包容性不同，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外来的“异质”文化不经过改造都会和这些已有的传统发生冲突。1802年卡拉姆辛在《欧洲通报》上发表以“论热爱祖国和民族自豪感”为题目的文章，要求俄罗斯作家立即摆脱对欧洲权威的崇拜，要特别注意祖国文化的源头。斯拉夫运动的领袖K·阿克萨科夫为卡拉姆辛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动不已，他说，“我确信出自其口的每一个词汇都是神圣的，我的俄罗斯意识和敌视外国所有的东西的思想都在自觉地增强，我的民族自豪感就是非常严重的排外主义”。但矛盾之处在于俄罗斯的民族认同的标准又是模糊的、多变的，它特有的“双头鹰性格”和多重属性，由于二元主义的张力过大，内部没能达到有机的整合，使人们无法知道它的下一步会表现出性格中的那一面。19世纪以后俄国思想界为发展道路争论不休而形成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以及随后盛行的“欧亚主义”，二月革命的欧洲道路与十月革命的“东方社会主义”的较量，都反映出它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上的阶段性选择困境。另外，它的历史“间断性”特点也是非常突出，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推倒重来的全面更新，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这更加深了它的宗教宿命论和“矛盾性”，对俄罗斯人来说，“矛盾就是生活的本质”（托尔斯泰语），就像俄罗斯的蒸汽浴，在高温和冰冷两个极端之间，不需要缓冲的过度，人们往往是猛蒸的汗流浃背之后直接跳入冰冷的水池，俄罗斯人喜欢的就是这种强烈的冷热反差。
“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难题
俄罗斯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国家定位的摇摆上，10-12世纪的基辅罗斯是具有过境贸易的城市国家，13-16世纪俄罗斯因蒙古入侵从西方文明圈转入东方文明圈，18世纪以后它又处在追赶西方的潮流中，但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帝国以及它的内部体制又使俄罗斯难以成为主体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它的突出的国家特性、社会特性和文化特性都很难与西方主导的体系相融合，这就是人们常谈到的俄罗斯人老在询问“我们是谁？”的“俄罗斯的历史困境”和“俄罗斯循环的历史怪圈”。1909年俄国“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维·伊万诺夫在《金羊毛》杂志上说：“我们要解决的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自我确定问题”，“我们是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惑。普京对“俄罗斯思想”的定位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合成体’”。这个“有机结合”的愿望要实现，恐怕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才能达到。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说，俄罗斯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民族”。寻求民族性的归属和身份认同，恐怕在相当一个时间内都是“正在选择和试错的‘进行时’”。有评论认为，普京的政治理念就是目前选择的一种模糊表达：普京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列宁的“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的传统，不是刻意认定选择路线，而是去适应，去进行俄国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普京的策略就是在一些相互斗争的派别之间摇摆不定，把他认为其他派别中对自己有用的理念为我所用。有人对他的治国方略给出一个公式：强力政治+自由经济+民粹（民族）主义=普京的理念。叶利钦时代的四大基石：1、非布尔什维克化，2、私有化，3、非军事化，4、亲西方化，前两项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后两项则变动较大，似乎变得更符合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了。
由于东西较量的作用力，导致俄罗斯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对前一发展阶段的否定，国家定位的摇摆的幅度很大，俄罗斯在历史道路的每个转弯处，对于如何判断今后的社会发展方向，依据什么理论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做出准确的定位之类的命题都会凸现出来，例如像俄罗斯思考、俄国的历史定位、如何看待俄国的独特性、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与差异、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性、俄罗斯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19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进行论战而产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那些话题在1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着，也仍然没有结果，可见其选择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难。这种定位困难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的战略转移和发展速度地不均衡性和跳跃性，在近几十年来俄国不论是外交政策、国内税收、转轨战略、教育制度等等方面都是一紧一松地反复震荡，缺乏长久性，即便是确定贯彻执行的政策又都是被大打折扣的。
十月革命后俄国人曾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方向标”的问题，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条金光大道，没有料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人”自我认同戛然而止，再次面临“自我塑造”的选择难题、再一次经历巨大的历史困惑，“怎么办？”“向何处去？”以及“寻找道路”问题依旧困扰和折磨着思想家们。“选择战略”成为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以来都无法绕过去的重大思想决策。于是“后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思想”从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任务，成为全社会趋势若骛的“显学”。现在俄罗斯人不论何种党派、阶层、立场的人都认为，需要一种全俄罗斯人都能接受的共同思想是头等重要的。转轨时期的“一盘散沙”现象已令俄罗斯感到忧虑，19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家提出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念”再次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便证明了俄罗斯人渴望理论依托点和精神支撑力。俄罗斯独立研究所的别杜霍夫教授说，“我们最大的悲剧在于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与自己机体内的现代性因素相适应的发展成长道路。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难题。
“称强、做大”的追求
剧变以后，俄罗斯的当政者在寻找“国家思想”的定位坐标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变化：先是叶利钦的自由主义（向西）；其次是普里马科夫的“欧亚主义”（兼顾东西、南）；接下来是普京前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借助利哈乔夫理论的向北）；以及普京第二任期的“新斯拉夫主义”色彩（认同索尔仁尼琴思想的向东）；可以说都不是最后的定位。目前俄罗斯的国家思想虽然落脚在“强国主义”上，但仍在“选择”过程中，未来还有可能发生变化。总之，以后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眼下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俄罗斯的选择是“俄罗斯必须要强大”。
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收缩”战略下的处境强烈地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和“优势民族”心理的俄罗斯人，剧变后到21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罕见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而遭到冷遇，使本来就好激动的俄罗斯人发出“孤独地愤怒”，而现实当中西方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倍感“不高兴”。苏联解体后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很快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后苏联空间成为一个失控的暴力竞技场；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褊狭，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于是，愤怒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相竞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整个社会都处在“火气旺盛”的“逻辑反冲”中，无处发泄的无名怒火终于在“民族主义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如今的政权也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战争年代动员民众的符号，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至上、俄罗斯的伟大之处的词汇，并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
普京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吸取过去十年的教训，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历史”，“必须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但“帝国荣耀”、弥赛亚的救世思想曾深入人心，因为在俄国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 “称强、做大”是俄罗斯人的追求已久的目标，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安全焦虑症”与俄罗斯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并使之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大就是美”是俄罗斯人一贯的追求。所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民粹主义往往是有大众追捧的土壤。民族情绪的宣泄，主要是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人不平衡心态和把外部世界“妖魔化”政策导向。俄国人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多次重复过全民一致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此时恰逢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别林斯基也认为应对沙皇的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切齿痛恨的言论，令马克思对俄国知识分子倍感失望。俄国的民族主义使很多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迷惑，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清醒的人不多，俄国对外扩张在国内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少有知识分子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像20年前美国结束越南战争那样认为“我们错了”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理性的“正常观点”往往在“喝狼奶”培养起来的“咆哮环境”中出不来。
虽然目前“强国”理论甚嚣尘上，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俄国的发展战略会根据国际环境做出不断地调整，俄国战略的原则性不是很强，会有很大的漂移性，搞国际关系的人可能都记得，2000年普京邀请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莫斯科，2001年北约在莫斯科开设了情报战，2002年北约又在莫斯科设立军事使团，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十分热络，双方建立了“20国机制”，俄罗斯几乎就成为一个“准北约成员国”，9·11事件以后普京第一时间内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主动向美国开放中亚走廊，只是到2004年以后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才急转直下，同一个普京在不同时间发出过加入北约和谴责北约的声音，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说，他能够对俄罗斯五年后的预测是绝对准确的。普京的政治面貌模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06年6月《莫斯科新闻》总编特列季亚科夫在该报评论普京文章的按语中说：“普京是什么人？他把俄罗斯要引向何方？”目前“还没有正确的答案”。也许有人会说以他对待苏联和剧变后俄罗斯价值判断就能够确定普京的价值取向，可以全面认识普京，但即便如此仍然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
俄罗斯的历史充满了不可预见性，推断它将来如何是很冒险的。但大致的预期可以说，俄罗斯未来的趋向是与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不开的，如果国内经济形势平稳顺利，它便会逐渐完成向民主国家的过渡，如果经济状态长期不佳，社会情绪就容易极端化，“魏玛化”的阴影就可能再次笼罩俄罗斯，传统的机械思维惯性会以新面目重现一些老内容，民族性格中的积淀的一些“潜质”的东西就会显现，一些改头换面的“民粹派特点”会再次出现。俄罗斯格言说：“即使人们能预见未来，那是因为一些基本的做法还是和传统一样”。换成现在的媒体语言就是“老百姓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容易找到感觉”。虽然“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实验室”关闭了，但由于外部环境和经济压力刺激下的民粹主义的土壤会不断地生长出来一些过去传统文化中的“好沙皇”、集体主义、卡里斯马政治、非理性思维、排斥西方模式、救世情结等变种花样。这并不是文化决定论先入为主观念，而是根据路径依赖做出的一些判断。
“卡理斯玛政治”的社会背景
“卡理斯玛政治”在俄国目前仍有市场。早在1993年11月9日《俄罗斯报》就发表了《人民期盼强权》的文章，时至今日，“沙皇”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仍是充满敬意和褒奖地称谓。日本的《选择》杂志说，普京正日益斯大林化，普京变得越来越像斯大林，他甚至已经成为“小斯大林”。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以后，普京出席企业家大会，全场起立长期间地鼓掌，很有斯大林当年的风范，可以感觉出企业家的确怕他了。普京的“杀鸡儆猴”策略奏效以后，企业家都识时务地不敢“染指”政治了，或者与当局合作、或者远离政治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独立电视台”曾是俄罗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古辛斯基拥有它49·5%的股份，2001年4月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公司通过股票交易导致电视台易主，古辛斯基流亡国外，其实这都只是国家整顿传媒、控制传媒的一些手段。普京过去反对个人崇拜，而现在不反对了，他说只要对俄罗斯国家有利就行。俄国人喜欢神话，在沙皇神话、西方神话破灭以后，又复活了“斯大林神话”，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普京神话”上。有一次在召开政府工作会议时，有两个官员在耳语，普京怒斥道，“如果你们对会议没有兴趣就滚出去！”立刻全场噤若寒蝉。普京到超市看了看价钱，说物价怎么这么贵，第二天该超市的物价马上就得到了调整，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物价又恢复了原位。胡锦涛2009年6月访俄，礼宾司已经安排好先梅德韦杰夫后普京的接见顺序，可普京不顾常规执意要他先见胡锦涛，根本不考虑梅德韦杰夫的感受。无可否认普京有操纵俄国社会、媒体、和中间分子的能力，因为社会有对“铁腕”的需求度。现在的俄罗斯人是不喜欢政府的工作，却喜欢当总理的人。
2003年8月莫斯科的媒体围绕是否要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重新树立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卢比扬卡广场上有过一场讨论。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有“铁腕费利克斯”之称，1991年他的雕像作为“大肃反”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被民众用起重机拆除，经过了十几年的转轨之后有人认为，现在俄罗斯治安环境恶化，犯罪案件持续上升，警察的破案率极低，就是需要像捷尔任斯基这样的铁腕来打击犯罪、震慑腐败的贪赃枉法者，当然最后捷尔任斯基雕像重回卢比扬卡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民众呼唤“铁腕”的社会情绪并没有因此停止。由于长期以来“村社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调平等、强调统一、强调整体的习惯根深蒂固，他们希望有一个惩治腐败的铁腕政权建立秩序和平等。现在的舆论是“前进不知往何处去，也不能后退”，只能建立权威政治，那就是：戴高乐体系+俄式第三条道路——总统大权在握，民族和国家利益优先，对美国保持相对独立。曾经有过“大国光荣”的历史记忆，很难放下身段承认现实，俄罗斯人在困难的时候普遍希望有个铁腕人物来拯救国家，重振雄风。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历代统治者中，凡是能够导致国家强盛者都有较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普京的“国家整合理论”也有意无意的又回到19世纪的“国家学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的立场上来。“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当今俄罗斯评价越来越高，该学派认为，由于自然气候和地理因素，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苍茫无形，一百多种民族的组合导致“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国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着领路人的作用，国家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机构，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能有安全感。俄罗斯民族的惰性以及幅员辽阔等特点，治理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制，因为其他的统治方式都很难使上面的命令迅速下达并贯彻执行，而且还会为那些妄图使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动提供土壤。19世纪思想家谢尔盖·沙拉波夫的至理名言：“俄国专制政权应当在国家经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就如同大银行和交易所对西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一样”的理论，现如今又被人反复提及，甚至有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国家主义者”。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专制集权型的国家。苏维埃的专政也是利用了人民的这种习惯。史学家希缅科夫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不在于共产主义的成功，而在于反对几乎“全方位地模仿西方的斯托雷平改革”导致的民粹主义情绪大爆发，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当时激发起的“向后看”的社会心理而已。
非理性的传统与集体主义
俄国人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感，认为西方的理性科学是肤浅的。俄国哲学家洛斯基说，西方理性导致了“心灵信仰和理性的割裂”，而俄罗斯人更相信心灵不相信理性。俄罗斯的思想一方面最直接，另一方面又是最内在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说，“俄罗斯是自然本性的玩物，而不是理性的玩物”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逻辑概念演绎。俄国所有数得着的伟大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耶夫等无一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感，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普希金说：“俄国与欧洲是格格不入的”。托尔斯泰说：俄罗斯“不适合逻辑分析，逻辑是枯燥邪恶的，它来自魔鬼，俄罗斯的感性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
俄国人认为，对奥秘进行思辨是不好的，最好是对其深思默想，让它发出光明，在不被理性化的情况下，奥秘才变得透亮。后来的革命只不过是狂欢式的群众集会、非理性的激情从宗教转移到政治中，在俄国，理性遭遇激情往往会败下阵来。具体表现在俄国自己承认，不论在那一种政治制度下，“俄国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由于酗酒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四倍，托洛茨基甚至说，“伏特加”在俄国是属于政治词汇。似乎国家的一切幸与不幸都和“酒”扯得上。坊间里说，酒与日俄战争战败、与一战战败、与二战胜利、与戈尔巴乔夫下台、与证券私有化失败都有关系。
由于历史上寒冷森林地带的严酷环境中小共同体内部的协作传统，在俄国人眼里“村社”就是他们的天下，村社几乎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性格形成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高尔基以诗歌的形式激情满怀地为“集体主义”呼喊：“单独一个人——微不足道，单独一个人——等于零，单独一个人的声音，比啾啾的鸟声还要低微”。村社消失以后，集体农庄、工厂、单位又成为新的依赖对象，“大生产”中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农民、国有经济劳动者比集体劳动者、集体劳动者比个体劳动者更留恋“大锅饭”，他们对自由派设计的不加限定的“市场经济”抵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普京在2000年发表的电视讲话《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特别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应当在社会政策中首先考虑到这一点”。俄国人认为西方大量的法律来保护个人权利对俄罗斯是不恰当的。“非个性化”的俄国特色曾经是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也是叶利钦自由主义改革难以推行的社会背景，多少年来平等意识使得俄罗斯仇富、平均、反对个性突出的心理依旧，有人认为，改革十多年来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破坏了集体意识、民族利益观念和社会的完整性。西方的那套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精神损耗，会破坏集体主义、同心同德、互相帮助、团体精神、爱国主义这些俄罗斯传统中已有的东西，俄国的民主主义与西方观念中“通过契约建立独立的个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是有区别的。理性精神缺乏是卡理斯马政治与大嗡大哄的集体无意识群众性歇斯底里产生的文化土壤。
反西方传统
T·沙尼认为，俄罗斯是第一个对西欧经验的普遍意义或绝对价值提出疑问的民族国家，也是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的概念来表示非我族类、定义本土文化的对立面。这种斯拉夫文明支撑了长期处在边缘的俄国人，刺激了偶尔成为世界主流的苏联。他们以蔑视的态度对待高出他们发展水准的“世界资本”和“西方瘟疫”。在俄罗斯传统看来“浮华世界”会使“自然状态”的农民受到侵蚀，使他们失去质朴的本性。他们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形式，只有脚踏广袤的黑土地、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才有立足之本，才不会被城市的污泥浊水说吞没。在俄国一直存在着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套不同与“崇尚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民族特点是：“经济”这个词是作为精神道德范畴而存在的，按照东正教的原则这个欲望要受到节制；它有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特运转方式，它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生活和劳动。这种“自然主义”是反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强盛了俄国，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民众，在俄罗斯“西方（запад）”这个词对应的不是东方，而是“下层”，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西化的民族认同。布尔加科夫说，“反资本主义性”是俄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在我国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代表人物——舍斯托夫的文集。舍氏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他被评论界誉为“有一双洞察现代世界的魔眼”，他的经典论据是，西方现代文明被科学技术牵着鼻子走，把人从“有思想之物”变成了“最卑鄙的驴子”。
后来流行全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都和俄罗斯流亡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称，是俄国流亡的知识分子开启了西方的“后现代潮流”。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比如一百年前的《路标》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发展成为“寻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诸传统的反思，从反思马克思发展到反思伏尔泰，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化，成为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支，影响至今不衰，被看作是海外侨民对“民族记忆的保留”。现在俄罗斯自我标榜是“全球抵抗自由主义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国式全球化的标准”。从2001年开始每年的9-10月份一些青年组织都会举行一个“反资本主义大进军”的游行。在反对政府的四类（民族主义、生态运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青年组织中，除后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反对西方、抵御西方“资本渗透”和“文化侵略”的，他们认为，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是邪恶的，它给俄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这种鄙视商业和企业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和难以消除的对重商主义的不屑一顾，不但在民间很有市场，就是在企业界内部也往往成为批判标准，根据1870-1913年《田地》杂志表明：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衬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这44年间有106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受到赞扬的不是企业活动，而是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以后都愿意实现身份转移，成为荣誉市民甚至贵族，20世纪初俄国有300企业家组织，但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政党，1917年2月当全俄工商业者联盟成立时，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左右俄国的局势了。据当时在校学生调查，学生心目中的榜样里企业家排到第26位。一百年以后这种状况虽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至今民营企业缺乏相应的地位，中小企业就业人数不足10%，缺少商业文化的妥协影子，以及轻商抑商、反市场、反利润的理论仍随处可见，说明传统的价值取向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
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
俄国社会阶层的上下分裂之触目惊心是人所共知的，19世纪俄国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民众的“草根化”分离以后，民间便对“精英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行而上思维的敌视，他们认为，被西方文化腐蚀掉的“上层是漂浮在民族生活表面的泡沫”，因为不能容忍“文化”、“财富”和贵族习气缠绕在一起，于是民众便走向了摒弃精英文化、厌恶财富的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理想状态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从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到70年代的“革命民主义”、80年代的“恐怖主义”的“民意党”、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布尔什维克都是“价值一元论”者，他们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者自居，以“道德虚无主义”的手段而体现强烈的“道德优势”，就是以“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反对贵族知识分子的雅致、慵懒、眼高手低、缺乏战斗力的“精英小众文化”。
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的理论奠基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自我明确定位说，他是反社会的极端派、典型的雅各宾党人、永不妥协的游击队员，他说，“通常人们只知道战争是有害的，那是认为历史只能是‘进化’的人，他们只指望‘改革’，而不承认在社会发展中‘革命’的跃进作用”。他坚决反对托尔斯泰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在一个民间仇恨上层的社会里，暴力胜于语言。拒绝相对性而追求绝对性，是最高纲领主义的前提，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理论上把政治激进主义系统化、绝对化了，他看到了俄国人不习惯第三种选择的中庸，动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这些特征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成长。列宁也说过“中间派”是一堆烂泥巴。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描述一个士兵和学者辩论的场景，士兵对学者要求“理性”的声音只有一句作答：“现在世上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不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就和他动刀子”。其实这就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号：“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的一种“普及版”。强烈、狂热、绝对、一切、全部，这些词都是俄罗斯集体潜意识概括。正像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左派幼稚病”与激进主义在俄罗斯依然盛行的一个标志就是，到处都是“俄罗斯不高兴”的人。
俄国现在的青年组织不论是“亲克里姆林宫”还是“反克里姆林宫”的，都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坚决状态，以激进形式表达政治意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说，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橙色革命，你可能会看到一场红色革命或褐色革命”。目前在俄罗斯有“光头党”一万多人，而且这类极端组织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实现俄罗斯的“第三罗马使命”，要求撤换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权，2005年2月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成立地点选在弗拉基米尔州的亚历山德罗夫镇，这里是伊凡雷帝在“特辖制”时期的驻扎地，该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欧亚帝国”，要组成“新的特辖军团”打击一切分离主义，不允许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发生“颜色革命”，反对北约、反对科索沃独立、反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欧亚联盟在为其积极分子举办的夏令营中举行格斗训练，教授如何驱散异己的集会、讲座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组织是美国的间谍，对他们的活动要进行破坏和打击。2009年右翼组成的“团结联盟”试图在俄国搞“颜色革命”，要普京辞职，抗议民主倒退，3月间“团结运动”组织示威游行，高呼“驱赶普京”、“普京下台”的口号，焚烧梅德韦杰夫的肖像，但由于社会基础狭小没有太多的人响应。
“俄国特殊论”的社会土壤
叶利钦时代曾想把俄国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但是俄国经济改革艰难使民众对全球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认为俄国是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特殊的“文明理论”的，西方经济模式的入侵对俄罗斯经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这种“俄国特殊论”的“文化决定因素”在近年来有升温的倾向。19世纪俄国所有杰出的思想家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会使他的独特性消失，从属于西方大国，并最终被淹没，用齐普科的话说：“维护民族的代码，维护其精神的独特性要比对农村进行工业改造中要强百倍，既然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必定是有能力自我发展的”。文明体现在物质成就上是看得见的成果，体现在心灵上就是人类的精神气质，如哲学、文化、艺术等等，每个民族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谋道重于谋食”。每一个时代都会在文化上开辟新的境界，也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也就是新的精神，有一些东西经过长期的熏陶浸润，逐渐成为一个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它超越了生与死、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就会被其他民族同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精神，在各种文化的碰撞和激荡中就会被别的比自己文化更强盛的民族吞没。
历史定位是“时间性的”，地理定位是空间性的，精神定位是思想性的，俄罗斯在于外界接触当中对这种“俄罗斯特殊论”的论调是有过批评的，也曾高扬过普世价值的大旗，当年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持这种论调的各种派别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对这种内在传统的“顽固性”考虑不足以及改革过程中建立宪政体制的失败，使得俄国历史上的几次“西学东渐”运动最后或者以悲剧性告终，或者以转向斯拉夫主义而收场，西方派的旗手除了早逝的和进入官场的后来都或多或少的改变了立场，好像这块土地具有一种“集体传染病”的魔力。现在俄罗斯不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仍有相当部分的人在重复索尔仁尼琴“新斯拉夫主义”和“西方文明绝境”论，政府爱谈“俄罗斯特殊论”是把它作为与西方抗衡理论基础和推卸责任的借口，一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就把它归于“民族性”，部分学者高唱“俄罗斯文化基因特殊”的原因则要更为复杂一些，既有后现代意识又有弥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白的考虑。
“套娃政治”
俄国并不是没有法律传统，即便不算11世纪以前借鉴和吸收了拜占庭法律思想的《罗斯法典》，莫斯科罗斯的1497年法典即使在欧洲也不算晚，关键在于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俄国历史上崇尚法治和立宪的一直是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的地主，他们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倡导者，与此相反的平民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法律、选举、民主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就是现在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律师在公共生活的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看来，似乎国家的强大与先进的社会在俄罗斯无法同时兼得，“行政权强化与法律权弱化”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后越来越明显。普京明确说：“强硬政权是社会秩序之源和保障”，俄国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无法完全纳入大陆法系的法理框架。一般的俄国民众认为法律是“虚伪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罗斯格言说，“只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们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现实生活中法律远不如传统俄国的“村社民主”实在和“人民专制”能够解决问题。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村社是个“民主”的乐园。村社中没有至高无上的首领，没有常设机关，只有选举产生的任期极短的代表召集村会和处理村社的日常事务，所有的问题都在这种每月召集两、三次的会议上“民主”解决了。乍看起来这种“村社民主”很符合“公意”。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他们不仅不能自由退社、自由迁徙、自由散居、自由决定耕种方式与农活安排，而且只要“公意”决定，村社就可以对个体实行各种处罚。在这里由于“公意”已经超越意志的主体而异化为他的主宰，从而使个人沦为“公意”的工具，这种失去“独立意志”的“民”怎么能真正做的了“主”呢？说穿了，“村社民主”是卡里斯马领袖运用去魅力而操纵集体无意识的工具。村社民主表明，并不是只要多数决定或“公意”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的同时，也是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义的个体存在。在这种“民主”背后隐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近代民主的价值在于弘扬人的自由个性，“多数决定”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把申张公意作为保障个性自由的条件，而不允许为服从“公意”泯灭个性，或者在“公意”的名义下侵犯人权。在现代民主观中，“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是不可分割的。“俄国式的民主”把“天赋人权”曲解为“天赋”少数人以统治多数人的特权，把“民主原则”与“自由原则”对立起来。这样，“民主革命”的胜利便以“民主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
十月革命以后到现在俄国共有5部宪法，剧变以后1993年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强调俄罗斯是民主联邦国家，各联邦主体地位平等，承认和保护各种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独立，相互制衡，以及俄国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准，可以说司法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违规的事情随处可见，虽然知识界时有反对的声音，但老百姓觉得叶利钦时代的“无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国家指导下的有限民主”。最近两年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的确在提高，但在“多数同意”的背后，各阶层的不同声音被“过滤”掉了，政党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反对派和杜马的作用便会大大萎缩，不利于监督和制约执政阶层，这无疑会助长官僚主义和腐败蔓延。谁都知道造成中俄贸易的“灰色清关”主要原因，完全是俄方人为造成的，在俄国的城市里任何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都可以肆意“执法”，俄罗斯国内外一直公认，在俄国要发展起真正强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还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行政权强化与法律意识弱化被俄罗斯人戏称为“套娃政治”、“套娃民主”，以讥讽其表里不一、套大瓤小。
“救世主情结”与俄美关系、俄中关系
所谓“弥赛亚”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民族、“是通晓上帝真理的民族”。别尔嘉耶夫说“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换一种列宁的通俗解释：“苏维埃真理不可能仅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性质而言，它应改变整个世界”。俄国人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第三罗马没有实现的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最令俄国人感到欣慰的是，第三国际不是国际的而是俄罗斯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相互重叠了，俄罗斯精神中的“社会真理”将在全世界实现，这和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是契合的。俄国人的潜意识里，“苏联”这个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经济上的要大得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许多俄国人都承认的一点。俄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俄国人就爱叫美国人“不痛快”，因为美国人屡次刺伤俄国人的自尊心，一再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把俄罗斯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砝码，在苏东剧变后的国际舞台上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充当国际警察，叫当惯了老大哥的俄国人心里非常不舒服，以前什么时候受过这份气，用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如果苏联在，美国人敢吗？”“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的血液当中，延伸到20世纪的革命和冷战过程。
俄国人一直期待，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此岸世界实现一种不重复西欧道路的追求，成为世界文化的榜样。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在叶利钦时代，西方与美国使俄国感到冷遇和轻视的状况伤透了俄国人的自尊心。普京刚上台的2000年被美国海军在公海扣押了“伏尔加石油公司”游轮，因为普京的抗议态度不坚决，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俄《消息报》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这次事件对普京触动很大，2004年普京第二任期以后外交态度取向强硬。
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中存在着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莫斯科的温和派一再要求普京别玩价钱太高的游戏，见好就收是明智之策，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的鹰派来说，西方使他们蒙受屈辱强烈的刺激了他们，北约和西方在填补苏联放弃的国际空间时，从来都没有考虑到俄罗斯人对安全的担忧。美国说俄美双方是平等伙伴关系，俄罗斯觉得毫无平等感，俄罗斯要的是“俄美共管世界”的格局，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美国把俄罗斯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国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是两者思维差距的矛盾所在。俄国对美国的建议更多地说“不！”不允许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在美国人看来，俄罗斯现在依然是风险很大具有不确定因素的国家。俄罗斯没有放弃恢复帝国的愿望，美国不允许对自己造成威胁的战略潜力，也不允许俄罗斯恢复帝国，俄军费和GDP都不到美国的1/10，实力不够但又绝不甘心成为一个对世界秩序失去发言权的国家。2009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游行队伍中的标语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莫斯科大街上的口号是“建设强大的俄国，普京！”民众认为，彼得大帝打造俄罗斯国威的安全理念仍然没有过时，军事改革的切入点是“优先发展军事”，哪怕超出社会发展水平也在所不惜。2008年8月俄、格冲突以后，俄军在总结这场军事冲突的基础上，修改了《2007-2015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要求提前到2011年完成纲要规划，并大幅度增加2009年度军费开支到500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27%，重振大国雄风首先体现在军事上。
梅德韦杰夫上台以后提出的“特权利益区”，说独联体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大棋盘”，而是俄罗斯生命攸关的核心利益区，俄罗斯不会把独联体让给“某些势力范围”，这是他外交的一大特点，也是普京强势外交延续。俄罗斯明确表示，原苏联地区是俄国的“特权利益区”，在这个地区内一切越界和挑衅俄罗斯都坚持强硬的立场，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在世界上拥有本国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拥有本国的利益区，否认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些情况下是有害的”。但他对欧洲和美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试图分化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他只是打算平衡美国的超强影响，希望形成俄罗斯-美国-欧洲的三角互动关系和三家的主导世界政治格局。俄罗斯力图恢复90年代失去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个超级大国目前的定位是：反对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点之一。奥巴马上台后给梅德韦杰夫打电话，美副总统向俄副总理要求重启俄美关系，希拉里与俄外长会晤，专门从华盛顿带起了红的重启之键。在4月的20国际会议上美俄单独会晤，都想改善冷到冰点的关系。双方主要接触和磋商。俄美由于没有像中国有台独、藏独之类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虽大，也没有大过中国，另外，俄国对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中美国”共管世界的主张后，担心被边缘化了，目前双方都有利用金融危机的机遇扩大彼此合作的意愿。
中国制定的外交策略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国际组织是平台，这其中俄罗斯占了三项，即使大国、又是周边、也是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可以说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在2009年中俄两国建交60年之际，10月12-14日，俄总理普京应温家宝之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华签署的合作协议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舆论界就有了中国与俄罗斯有利益“汇合”、“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权威国家找到了共同目标”的说法，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的，“现在还不是‘龙熊同窗’的时候”。如前所述，因为俄罗斯惯有的“安全焦虑症”以及不甘示弱的敏感性格，对高速发展的中国以及在世界上逐渐上升的影响力充满了警惕和疑虑，尤其是远东地区600万的居民与13亿人口大国比邻之间戒备心理一直紧绷，其实就本质上来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对手成分大于合作关系，尤其是最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其他国家大程度宗大额油气协议，2009年12月土库曼斯坦通过一条新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这些举动在俄罗斯看来都是“伸手过长”的“越界”行为，俄罗斯一直把中亚看作是自己的“特权利益圈”。中国切不可把一时的经济利益协调而误认为长远的“共同利益”。一位俄罗斯外交官说，别看“中俄文化年”双方政府高调宣传，似乎彼此的感觉都颇为良好，但“中美国”也许行，也许不行，“中俄国”绝对不行。这也许是他个人的一孔之见，如前所述，任何绝对的全称式命题都是危险的。中俄关系实际上是处在动态状态下，判断它的走向既要放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去思考，也要看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形势，另外也取决于俄美关系的前景，但无疑中俄双方政治中的不透明性，与口头上所说的真正“互信关系”还是有距离的。
原载于《大观》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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