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的臆想成克格勃最大软肋

苏联作为当时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出于强烈不安全感和最终决战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设定，一直着手为“最后的斗争”做准备，并在寻找帝国主义国家颠覆自己的证据。根据米特罗欣档案，克格勃曾在20年代向驻罗马情报站指示“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成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以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

1930年代，斯大林怀疑英法在执行祸水东引政策。1940年代，他又在怀疑英美不想进行第二战场登陆，让德苏把血流干。1960年代，安德罗波夫认定美国和西方情报机关在背后策动了布拉格的背叛。1980年代，莫斯科断定北约正在组织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瑞安”计划。这些设想的共同点，就是都来自领导人的臆想。

实际上，阴谋论本身就有自我暗示的效果：一个人怎么想，他看到的就会是怎样。苏联体制以不鼓励独立见解出名，情报机关自然也不例外。一线情报人员的任务只是把所了解到的一切信息上报中央，不可妄添解读分析，以免干扰上层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克格勃便会提供上层想看到的情报，对于无法纳入阴谋论中的情报则予以无视。一再坚持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驻美情报员险些被贝利亚据斯大林的指示枪决，数日后德国人的如期入侵才拯救了他。坚持认为捷克事件背后没有西方情报机关策动的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卢金被投闲置散，他获取的相关美国机密文件被总部直接销毁。尽管1980年代所有伦敦克格勃官员都怀疑北约是否存在立即核打击苏联的可能，但仍然每两周向总部上报北约准备进行核进攻迹象的报告……

有趣的是，苏联对于外敌威胁的强烈意识，也传染给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克格勃失望地发现，对于模仿自己建立起一套安全机关的南斯拉夫、越南、朝鲜等国，它都极难渗透。这一点也得到了格鲁乌军官回忆录的验证：1960年代格鲁乌下级军官最希望被派驻的地方就是北京大使馆，只有在这里，可以在使馆高墙内数年无所事事，又不用担心前途受到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苏联体制本身具有自我退化作用，这对克格勃也造成了“一蟹不如一蟹”的后果。第一代领导人中，列宁与捷尔任斯基分别是俄国与波兰贵族出身，其他主要领导人除了斯大林以外，也多为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非常了解。在1930至1940年代取得最大成绩的克格勃“大特工”，也都成长于沙皇统治时期或国外，在西方世界生活、交际十分自如。

此后，体制自我培养的官僚逐渐占据了高位，他们满脑子都是苏联教育灌输的套话，对苏联以外的世界一知半解，却还强不知以为知。苏斯洛夫坚持要在也门这种只有沙漠和部落民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乌斯季诺夫要出动苏军驱逐阿富汗子虚乌有的美国煽动势力，完全印证了“现实如果不符合理论，那就修改现实”这句笑话。对西方政治懵懵懂懂的总部甚至提出要招募美国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种偏执的观念使得下级不得不写报告以配合最高层的想象，否则就会因工作不力而遭到贬斥。

由于上级越来越无法判断情报工作的质量，克格勃开始使用编制年度计划、填写繁复表格等方式来考评特工。这使得许多间谍开始利用苏联体制的封闭性，用从西方开放社会中获取的公开信息作为重要情报来搪塞，或者是将克格勃资助的欧美小报报道的造谣信息作为巨大工作成绩上报。

相比判读或影响西方的政治决策，克格勃发现偷窃“客观的”西方科技要容易得多。除去众所周知的原子弹技术，米特罗欣档案显示，1979年苏联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都依靠克格勃从西方获得的科技情报。苏联在东德、捷克情报机关的配合下，打入西方的大学、研究机构、大公司，窃取了包括AWACS（机载雷达系统）、F/A-18“大黄蜂”战斗机的雷达、B-1“枪骑兵”轰炸机的图纸（苏制图-160“枪骑兵斯基”的设计即来自前者）等绝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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