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美国的通胀总体温和，但食品和能源费用、大学学费、房租、医疗保健费用等仍持续上涨，加大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与困境，令中下层家庭捉襟见肘，2500万家庭因此成为“月光族”。以大学学费为例，不断上涨的学费使许多普通家庭不堪重负，不得不申请增加学生贷款，导致学生贷款的负债猛增。《华尔街日报》报道，2014年美国大学毕业生是“史上负债最多的一届学生”，平均需偿还3.3万美元助学贷款，而1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万美元，今年70%以上的大学生背负贷款毕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数据显示，2012年学生债务规模突破1.1万亿美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对此，前财长萨默斯称，大学生债务已从教育财政问题上升到影响宏观经济的问题。2014年6月，奥巴马为此宣布大学生贷款债务纾困计划。

金融危机引发的楼市、股市暴跌不仅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也造成民众财富大幅缩水。近年来，股市强劲回升，楼市不断回暖，才重现财富效应。2014年6月5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报告称，1～3月美国家庭和非盈利组织财富净值比2013年底增加1.5万亿美元，达到创历史记录的81.8万亿美元，增幅约2%。该数据未经通胀或人口增长因素调整，但另一项衡量美国人财富的指标——家庭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比例仍略低于2006年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此轮股市升幅远高于楼市，因此持有大量股票的最富有阶层获益最大，而普通民众财富多集中于房产，但房价仍普遍低于危机前水平。

第三，从社会结构看，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持续和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中产阶级历来是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主力军，但受危机冲击，部分中下层民众“返贫”，既加大了政府社会救济和福利负担，也导致美国中产阶级不断分化，前景堪忧。皮尤研究中心估计，1971年至2011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例由61%下降至51%，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62%降至2011年的45%，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比例由2008年的53%下降至目前的44%。从中长期看，中产阶级比例的日益缩小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不但会导致占GDP近70%的消费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繁荣，更将导致长期以来美国橄榄形社会结构中部缩减，下部增大，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增加社会潜在不稳定性。

令人堪忧的是，中产阶级的缩减、贫富差距的加剧等种种消极因素引发的结果不平等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机会不平等，阻碍了代际的向上流动性，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态势日益明显，年轻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每10个孩子中有4个将留在该阶层，只有不到1个孩子将升入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每10个孩子中有4个将留在该阶层，只有不到1个孩子将跌入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过去几十年，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未有明显改善，并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如奥巴马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警告的：“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向上流动几近停滞，‘人人机会均等’的美国价值观正受到挑战。”

当今美国，虽然金融危机已过6年，但从社会经济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看，普通民众并未从经济复苏中得到明显实惠，危机心态仍存，从而导致他们普遍对经济复苏“无感”。他们长期以来孜孜追求并努力奋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日趋褪色，渐行渐远。

本文为《现代院美国所：美国国情九问》第四篇

文/钱立伟 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杂志第62期（201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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