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1月7日在全世界的浪漫之都巴黎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查理周刊》事件。就在我们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2月14日下午，在安徒生童话和美人鱼的故乡哥本哈根的一家咖啡馆里发生枪击案；数小时之后当地一座犹太教堂也发生了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新年以来，ISIS没有停止以令人发指的暴力手段制造恐怖——两名日本人质被杀，21名在利比亚遭绑架的埃及基督教徒被斩首。一时间全世界不仅受到恐怖分子残暴手段的震撼，更不断地出现有关宗教问题的辩论。《查理周刊》枪案发生后的那个周日，巴黎举行大游行，包括法国总统、英国首相等多国政要亲自参加，行进在超过百万人参加游行队伍中，宣示团结和对恐怖的不妥协。当然有观察者指出百万人团结大游行其实无法掩盖社会裂隙，因为示威本身就暴露了人们的不安全感，特别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某种情绪；而一个多月后在哥本哈根一天内的两起枪击案，几乎是巴黎“查理周刊事件”的翻版。这一切似乎回应了多年前著名阿拉伯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报道伊斯兰》中所指出的那样，西方世界一直被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幽魂苦苦纠缠。
尽管现代社会是以世俗主义为主流的时代，宗教因素在世界格局中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被放到次要位置，然而那些造成世界动荡的暴力冲突事件以及那些以弥漫形式对人们行为观念产生深切影响的“世界复魅”现象，都在不断地把宗教重新拉入人们的视线范围、令人关注宗教全球复兴的问题。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斯科特· 托马斯(Scott M. Thomas)曾对全球宗教复兴(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现象做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念、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在产生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宗教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复兴现象、新兴宗教运动以及由宗教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事件。尽管人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在经历着深刻的世俗化，不断出现的却是各式各样 “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的现象。特别是在“911” 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以来，现代社会深以为傲的自由主义或世俗主义在北美、欧洲等地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毫不留情的挑战，促使宗教复兴的讨论逐渐超越了早年学者们对于某些概念模式的纠缠与争论，更多地关注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全球化时代背负不同文化传承的族群如何找到共处基础的方式。
中国人感受到宗教复兴的现象是来自于对身边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的观察。197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宗教现象逐渐显现出来，不少海内外学者的研究纷纷关注经历了几十年对传统宗教批评、乃至于以无神论教育来取代有神主义信仰的国度出现的宗教复苏和发展的状况。宗教在中国的复兴可以视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的一部分。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以及经济运行方式的差异，使得全球性“宗教复兴”有着相当不同的轨迹、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国际社会冲击的表现也很不平衡。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的沟通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全球化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状态。因此，宗教复兴在全球化时代的发酵，导致了宗教在当代世界的存在状况越来越复杂，而很多早先对宗教现代命运解释的理论与典范都显示出无力感。
“宗教复兴”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世人关注的问题，这与人们对现代社会是由世俗主义主导的普遍认知有关: 普遍的政教分离、宗教卷曲到私人领域，使得人们的生活从神圣到世俗，宗教的影响力必然衰退、乃至消亡。本文将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入手，来讨论普遍的世俗化如何交织着“去世俗化”的宗教复兴现象，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结构如何无法摆脱“神”的影子，一度转入私人领域里存在的宗教如何在世俗时代逐渐地突出重围而作用于公共事务乃至国际问题；当全球化将各色人等拉近乃至比邻而处时，那些曾经被世俗主义冲刷过的宗教差异却在人群之间得以凸显并酿成新的矛盾冲突，而因各种原因出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说教不仅为新的保守势力背书，更以极端的方式征服了某些人的心灵，造成各种各样无形的壁垒，阻隔了不同人群间的尊重与交流，甚至将残酷的暴力合理化；无论是世俗化还是宗教复兴，在世界范围内从来都存在不平衡的状态，在某些学者提出要注意宗教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之际，很多宗教领袖和知名学者聚在一起讨论发展“全球伦理”的可能。
“解魅(disenchantment) ”的世俗化时代与“去世俗化”的宗教复兴
谈宗教的复兴，要从令宗教衰落的“世俗化”开始。
“世俗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从宗教控制中解脱出来。著名宗教社会学家Peter Berger 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并不存在天使的天空，向天文学家敞开了大门，最后还迎来了宇航员的光临! ‘上帝与人’之间联系渠道如何变得既狭又小，宗教构成的神圣帷幕如何出现了四分五裂。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先驱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为‘上帝之死’鼓与呼。”
Max Weber则指出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进入了以物质、理性和经济为取向的“解魅(disenchantment) ”时代。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世俗化”包括以下几个特征：政教分离 —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宗教褪除其公共性，成为私人的事务；神圣性消失，代之以理性主义。
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政教分离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尽管美国在十八世纪就建立了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十九世纪初的“拿破仑加冕”。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正式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加冕大典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拿破仑从天主教圣地梵地冈“请”来了年迈的教皇“庇护七世”，当教皇拿起皇冠正要以神圣的名义给拿破仑加冕时，这位35岁的欧洲征服者突然将皇冠从教皇手中拿了过来，径直放在了自己的头上。如此撇开教皇，自我加冕的举动，不仅高度象征性地挑战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而且为政教分离的现代世俗化政治提供了依据。
政教分离的实行，有助于人类在社会生活方面摆脱教会和传统宗教的控制，获得个人的相对自由。在工业化时代，人类借助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成功地创造出以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少受宗教组织控制，从出生到坟墓的生命过程，宗教仪式更多地作为点缀。贝拉(Bellah)﹑赵文词(Madsen)等人对美国社会宗教现象的研究中﹐论证了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走向是宗教“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的特征﹐这种私人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在美国信众中发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失去了正统地位﹐“宗教一旦失去正统地位﹐往往就成了‘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而私人化正是美国宗教演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宗教是不同于任何有组织的思想渗入的个人信仰﹐“教会并不等同于宗教﹐因为宗教有超越个人和地方教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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