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安倍晋三政府加快自卫队改革步伐的过程中，“联合作战”是其嚷嚷得最响亮的口号。但日本军界存在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当年组织“神风特攻队”的日本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在战败切腹前曾哀叹：“帝国海军和陆军从来都是把80%的精力花在内斗，20%花在外战。”这种观点虽有些偏颇，但也道出日军缺乏联合作战思维的情况。

“联合作战、联合制胜”是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生产方式协作性质在军事领域的表现，至今已有200多年，更因为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得其成为各国实施军事改革的根本目标。拿日本邻国而言，俄军“新面貌”改革依据“联合制胜、空天决胜”两大理论急速推进，中国军队联合作战训练也进入快车道，甚至韩国也在驻韩美军的调教下逐步从局部到整体的联合作战样式转变。

在此背景下，日本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建设成为2015年该国防务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但对于联合作战集团该如何缔造，仍是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日本退役自卫官江口博保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自卫队必须对整个指挥控制体制展开“大手术”，“非一般小修小改所能解决联合作战问题”。

东日本地震实操效果不佳

江口指出，不应把一系列日美联合演习视作自卫队锤炼联合作战能力的标杆。在他看来，迄今最值得研究的案例当属2011年爆发的东日本大地震，防卫省紧急组建联合部队救援的行动。“从作战角度看，这相当于联合作战的‘实兵操演’机会，但问题是最终效果仍是‘联而不合’。”

据日本《战车》杂志披露，当时陆上救难部队由陆自各方面队（军区）抽调师团或旅团组成，时任东北方面队总监君冢荣治担任司令官，同时他还兼任整个联合救难部队的总司令官。根据联合作战的思想，各军种指挥官一般不兼任联合作战部队指挥官，不过当下自卫队组织框架内难以物色到具备联合作战指挥才能的人，所以这一任命实属无奈。

救灾过程中，海上和航空救难部队指挥官选定也存在问题，海自横须贺地方队总监被任命为海上救灾部队总指挥，该舰队平时负责沿海警备，并非海自主力的护卫舰队，结果海上救灾部队总指挥所赋予的权限太小，这让他在救援指挥中深感掣肘。

为何不任命更擅长业务的航空支援集团司令来担任航空救灾部队总指挥？这反映出防卫省和自卫队“用人不当”。在救灾结束后，日本民主党政府论功行赏，居然规定凡不是根据专门的“救灾出动命令”调遣的部队，其参与的所有救灾行动都不写入履历和业绩表，这种官僚规定造成联合救灾部队和后方支援部队的严重隔阂。

“割肉式改革”受阻

类似东日本地震联合救援部队这样的“滑稽场面”，正好说明打造联合作战能力的要害在于部队编制改革。

2013年，日本防卫省发布了《中期防卫计划大纲2014-2018》，明确强化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总参谋部）的职能，希冀通过三大自卫队的联合行动，发挥更高效率的综合作战能力。但直到今天，诞生七年的统合幕僚监部并未起到联合参谋本部的作用。在许多人看来，它只有“统”，却少有“合”。早在2007年防卫省就传出要彻底改造统合幕僚监部的声音，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个中原因很多，关键一条是涉及自卫队总体指挥体制的“大手术”，非一般小修补所能解决。

建立真正具有联参性质的统合幕僚监部，就必须将自卫队所有关于作战指挥的业务全部集中起来，但这意味着现有三大自卫队（简称“三自”）幕僚部必须交出大量“事权”。从日本现行《防卫省设置法》规定出发，如果联参真的出笼，它要承担为遂行作战而制定人员培训、装备采购、员额编制、经费审计、后勤补给、卫勤服务等诸多细节事项安排，而三自幕僚部则降格为联参的“马仔”，为其各项计划的落实尽犬马之劳。这种“割肉”式改革，在三自内部受到极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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