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关系史研究独特的重大价值
这里说国际关系史研究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虽然它与这些历史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后一类研究远不足以代替前一类研究，即使只是在前者的特别基本的方面也不行。因此，近几十年来在历史学界与此相反的并非罕见的看法不免狭隘和错误。
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以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因为国际政治有其作为历史一大基本动因的固有的、独立的意义。当代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在其论著《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年）》（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这个重要道理。他开宗明义地申明：该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国际政治重新回到这个时代（即从七年战争结束到欧洲1848年革命的时代）欧洲历史的中心位置，一如它过去曾经占有而现在仍然所属的那样”，虽然这个时代发生了在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远为重要并且支配全局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甚至还有其意义超过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美国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等。施罗德进一步解释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并非使国际政治恢复它在利奥波德·冯·兰克以及一大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那里拥有的首要地位，即作为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和变更与进步的首要引擎”。（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p.ix.）由兰克作为欧洲现代史研究基本原则兼现代强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来提倡的”对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观念（注：兰克强调：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所说的”政治利益”，即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维护自身独立和争取权势，它支配和决定其他国家利益；国内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或利益问题，从属于国际权势政治和国家对外地位。这是兰克用以解释现代历史和评判时事的一项原则，名曰”对外政策第一”。见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载《欧洲》，1998年第4期，第4～10页。）已经过时，不需要也没有人想要予以恢复。然而，国际政治作为与历史中其他多数基本要素同等重要和自在自为的一类要素，确实以它本身的相对独立的方式属于历史。必须从它本身的体系和结构的角度来予以理解和研究，而不是作为其他社会体系或结构的一个附属因素。
兰克对17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的起因和后果的阐析，连同施罗德本人对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的辨识，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作为历史基本动因的固有意义的很好说明。兰克所著《英国史》的重大特征之一，就在于对英国国内事态与欧洲大陆政治之间关系的揭示和强调。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称霸企图和谋霸努力，它对英国复辟王朝和天主教复辟势力的支持、资助和终极支配以及所有这些在英国新社会力量和新教公众中间引起的忧虑和愤怒，造就了英国”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的结果（尤其是早已在抗击法国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入主英国王位）对于法国以外的中西欧诸强逐步形成大联盟，并且最终经过西班牙继承战争粉碎路易十四的称霸图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以说，它们变更了欧洲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规范，变更了对于各国内部状态至关重要的主要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对”光荣革命”的欧洲国际政治原因和影响的这种揭示和强调，使得兰克关于17世纪后期英国史的论述显著地优于在当代占优势的有关历史编纂和讨论，后者大致囿于英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
兰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也有其鲜明的欧洲国际政治解释，虽然它并不排斥法国内部社会政治动因的紧要意义。兰克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首要原因要到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中去寻找，（注：兰克认为，”关于大革命的原因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而且人们是在绝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寻找它们。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导致法国政府声誉扫地的法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因其他生气勃勃的国家的兴起（正是这些国家减抑了法国先前的势力）而来的所有状况，都被法国人归咎于它们对外政策的无能，归咎于它们国内情势的确实无可否认的堕落。法国国内的改革运动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转变成了一场革命，而它从一开始也正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参见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73,p.91。）或者稍微演绎他的意思是说，要到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基本模式和形态（即几乎毫无制约的国际权势政治、完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去寻找，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七年战争以及法国在这场大战中的失败，从而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所需的根本的环境和成因。一个半世纪以后，当今最重要的欧洲国际关系史新著之一《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年）》仍然不同凡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予以更多的论说，表明国际政治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基本动因。施罗德在该书中如此谈论高度重视法国大革命的国际政治原因的广泛学理意义，说他要向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看待18世纪后期欧洲的一种不同方式。18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运动和革命通常被视为重大的结构性事态发展，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后果，而其对外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却被当做表面现象，当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和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是危险的看法。”基于一流的专业研究，施罗德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是个偶然事件，而18世纪后期的各场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战争却不是。”法国大革命若被认为是1789年发生的一桩事件，那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它所以发生，是因为旨在避免革命的改革计划恰好失败了。在同一时期内，受革命威胁的其他国家避免或控制了革命–首先是奥地利，还有英国、俄国、某些德意志和意大利邦国都如此，而法国也有可能构设一种合理的方案，据此本来也可以做到避免或控制那里的革命。（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没有任何受到战争严重威胁的国家长久地规避了战争，包括许多费尽心机想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51-52.）显然，原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的。欧洲国家通行的国内秩序力量（常备军和警察、法律和税收体系、阶级机构、宗教和社会传统等）一般提供了防止或抵挡革命的相当有效的武器；然而就防止战争而言，18世纪的国际体系仅提供了均势政治这一办法，而正是其基础和表现–”自由放任的”经典国际权势政治–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一场场重大战争。
施罗德在《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年）》一书中反复表示，他力求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具体地否定一种”最近几十年来并非罕见的观点”：国际关系史是表面事态的历史，它如果不附属于一项对历史和社会的真正塑造力量的分析就没有意义；或者说，国际关系史倘若为它本身而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观点主要表现为3种形态：（1）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研究国际关系史若无彻底的社会经济史观统帅，就会看不见存在于经济-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中的国际政治根源；（2）”年鉴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即国际关系史缺乏历史的本质框架，缺乏总体史和系列史的深层结构和联结；（3）”社会史”（或曰”现代化史”）的观点，即国际关系史忽视了现代历史的动力，忽视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变更。对这些否定国际关系史的独特的重大价值、否定国际政治作为历史基本动因之一的固有意义的观点，施罗德机智地予以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只见树根而不见森林，”年鉴派”史家只见总的全球风景而不见森林，”社会史”则是只见木材工业而不见森林。
施罗德坚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专业的森林学家那样来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这一森林，懂得并尊重作为如此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森林科学：它既同其他学科密切相联并向它们吸取教益，又有着自身的规则和体系。这意味着精心地将森林当做森林来研究……而非简单地当做理解其他什么东西的工具来研究（这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是气候、生态、木制产品的经济学、森林动物和居民的社会组织，或者你随便想到的任何东西）”。（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x.）这番话代表了史学界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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