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艺谋超生罚款事件引发了社会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质疑，且这种质疑的广泛性，使得我们认真清理现行生育政策。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生育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从“晚稀少”到“一胎化”，再到“独女户”。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算起，实施30多年的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现行生育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生育革命的由头——五届人大一次报告

陈慕华，1921年6月出生，浙江青田人。1971年后，历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作为副总理的陈慕华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1981年3月，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机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陈又兼任首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正是在她兼任组长和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期间（1979年至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由“晚稀少”转为“一胎化”。

陈慕华作为“一胎化”的始作俑者，最初起因是为了“贯彻落实华国锋主席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

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目标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计划生育很重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必须继续认真抓好，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这是一项很高的指标。这项高指标的确定，与此时党的经济工作中心转移，整个国家呈现大干快上，新一轮洋跃进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本章下一节将作具体分析。

要完成高指标，需要有非常措施，不然，高指标难以完成，一旦落空，只有提升统计水分才有可能。但那时，人们对于提高统计中的水分还认识不足，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完成高指标。而非常措施，则只能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因而，这次会议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逻辑上蕴含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含义。因为要完成这一人口控制目标，只有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才有可能实现。

中央69号文件——“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来自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委、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领导人员。

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国锋主席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

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即中发（1978）69号文件。

中央69号文件提出，”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在三年内将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规定，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把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九左右，这个奋斗目标，是新时期总任务赋予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中央69号文件，提出”解决好有关计划生育的各项政策“。”晚育年龄，农村提倡女23周岁，男25周岁结婚，城市略高于农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

中央69号文件，第一次将影响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限制措施写入中央文件。

“对于计划生先进个人和集体。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个别干部、党团员、职工，不实行晚婚、节育，要进行教育，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节恶劣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对破坏计划生育的阶级敌人要及时揭露，坚决打击。有关农村口粮分配，城市住房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些规定，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这意味着，不按照政策要求生育，将要付出诸多代价。

为贯彻中央69号文件，江苏、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召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辽宁、河南、河北、上海等召开地、县会议，吉林省则以电话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全省。特别是广东制定了30条，天津制定了8条，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还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

中央69号文件–“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向“最好一个”倾斜，生育革命，即“一胎化”政策呼之欲出。人们有理由认为，在“洋跃进”背景下形成的1978年6月26-28日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就会议内容而言，应当看作“一胎化”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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