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日恩怨：当旭日旗再度飘扬

1945年8月，在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战败后不久，日军中将澄田赖四郎去向国军将领阎锡山投降。走之前，他往口袋里藏了些氰化钾，准备一旦被当成战犯抓起来，就用它自行了断。但他很快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山西王”非常有礼地接待了澄田，宽慰他说，虽然战败很不幸，但日本很快会恢复强国地位的。对于留在山西的六万日军，阎锡山的非常希望将其纳入麾下。一些日军将领得到了提拔，他们可以写信或寄钱回家，甚至还能娶中国妻子——为了让日本兵死心塌地效忠自己，阎鼓励他们这么做。

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日方代表是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中方代表是何应钦，两人有一层特殊私人关系：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他在步入会场后发现好几位中方军事人员是他的校友，心情瞬间轻松了不少。整个仪式进行得很顺利，照片见报后，很多人注意到何应钦在受降那一瞬间站了起来，稍微弯了一下腰，用双手接过文书。但作为战胜方，他本应端坐着，让冈村低头弯腰，自己单手接过便是。

何应钦的“还礼”引发了很多猜想。但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当时日本帝国虽然已战败，但它在亚太广大前殖民地的残余势力却不容小觑。总计有近650万日军及家属滞留海外，其中满洲国约120万，中国大陆约150万；中国的交通运输线、大城市、军火库很多还控制在日军手中；一些杀红了眼的日本士兵不听号令，还在继续做无谓的战斗。更重要的是，国共两党都清楚，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的达成，内战变得不可避免，头号敌人此时已经不是日寇，而是对方。

在新书《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Man to Devils, Devils to Ma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里，剑桥大学副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分析二战结束时中国的对日态度道：“无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都没有积极地寻求向日本复仇。因为无论国际形势还是迫在眉睫的内战，都不允许他们放弃从以前的敌人那里寻求支持。国共两党都需要日本的援助，帮助他们夺取大陆政权。”整本书试图证明，正是利用中国人的内部矛盾，借着美苏冷战的东风，日本军国主义才没有像纳粹那样彻底灭亡，而是苟延残喘下来，整整七十年后终于死灰复燃，让旭日旗再度飘扬。

虽然都要拉拢日本，但国民党这方面的需求无疑更迫切。因为中共在广大沦陷区的根据地已经营多年，可以方便地接收日军装备，大幅度提升战斗力的同时抢占地盘。国府则蜷缩于西南一角，正规军被山川阻隔，敌后白色游击队力量又远远不如红色游击队——若论纸面整体军事力量对比，国军固然有压倒性优势；但论最关键的沦陷区的局部力量，共军其实更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要一反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一边说着“以德报怨”之类的台面话，一边没有底线地与战败日军合作。

冈村宁次这时就派上了大用场。投降仪式后不久，他就被授予“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的职务。汤恩伯、白崇禧、陈诚等国军将领与他频繁会面，共同商讨“防共”问题。冈村也积极报效，借助自己在日军中的影响，尽可能地把武器装备转交给国军，避免共军染指。他的表现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一致认可，何应钦赞扬道，虽然他以前是敌人，“现在却是可以成为信得过的朋友。”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李宗仁和汤恩伯联名发电报要求不要给冈村定罪。于是国民党就故意把冈村扣留在上海，对美军将其引渡至东京受审的要求置若罔闻。

但像冈村这样有极大利用价值、又愿意合作的战犯毕竟不多，对于大部分双手沾满鲜血的侵华军官，国府还是咬牙切齿地要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东京审判开始后，倪征燠回忆道，国府满以为这只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但当倪和梅汝璈、向哲浚、鄂森等中国律师到达东京后，才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盟军严格遵循证据法和程序正义原则，给每位日本被告都配了一个日籍辩护律师和一个美籍辩护律师，“正当中国提出主要的控诉事实时，美国辩护律师利用英美诉讼程序，多方进行阻挠留难，使中国检察方面工作处于很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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