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犯铁证如山外，中方人员潦潦草草搜集的证据，在当过法学院系主任的科宁汉姆（Owen Cunningham）等人面前几乎不堪一击，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所有的漏洞都被他们找出来了。”倪征燠目睹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存出庭作证时，指控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辨方律师当场要其出示证据，秦回答没有，结果“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秦对此非常恼火：“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向哲浚向国内告急，请求支援；倪征燠则赶紧带团队回北平搜集证据，但此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战火纷飞，各地交通受阻，他们的工作变得极其艰难。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了解或者不重视国际法，中国的国家利益一再受损，而这无疑又是一次惨痛的教训。顾若鹏感叹到，东京审判对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寻求正义、同时参与建立国际法的绝佳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它最后被白白浪费了。

虽然第一批25名甲级战犯最终得以正法，但却耗时两年七个月，倪征燠说：“由于对这第一批甲级战犯审判如此之久，人们不能想象如何还能再进行对第二批或第三批甚至第四批的战犯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在1948年年底解散。”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国府也兵败如山倒，如何保住台湾并反攻大陆成了国民党的头号任务，惩罚战犯伸张正义则变成完全次要的了。

于是那些被国府无罪释放，回到日本的战犯们在1949年前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首先是已经生病住院的冈村宁次，面对国民党代表邀请他帮助国军的请求，他一口答应。很快，一个由前高级军官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成立，其主要成员除了冈村外，还有澄田赖四郎、小笠原清、十川次郎等。组织的第一任负责人，是担任过驻朝鲜日军参谋长的富田直亮，他当时的中文化名是白鸿亮，所以顾问团也就被命名为“白团”。

“白”与“赤”相对，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训练军队，保卫台湾并反攻大陆。白团的军事学校和训练营设在台北北投，离阳明山行宫不远，所以蒋介石常来视察。但已经有了美国军事援助的蒋，为什么还要寻求日本人的帮助？因为在他看来，台湾反攻大陆的最大阻碍是缺兵、缺钱、缺物资，这和1931年前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比起地大物博、兵源充足的美国，日本以小博大的经验对于台湾来说更具参考价值。更何况国父孙中山闹革命时，也有宫崎滔天、平山周等日本志士追随左右，所以只要为我所用，即使战犯亦有何不可？

而对这些日本军官来说，加入白团不但能改善生活，还可以暂时忘却战败的痛苦，找回自我价值。他们坚信，国军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中全歼来犯的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共军，正是他们的训练起了效果。但顾若鹏却指出：“中央情报局的记录显示日本方面的帮助其实没有多大作用。”中共方面的资料也显示，金门海战的惨败，根本原因在解放军不谙海战，过于轻敌，不但算错了潮汐时间，而且登陆时还恰逢金门守军换班，结果遭到了双倍炮火的攻击。

但正是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中，日本军人感觉“他们二战时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失去”。1952年盟军的占领结束后，日本对于战争罪行的定义和态度开始发生改变，最主要原因固然是美军对日本战犯的大幅赦免，但“很大程度上也与白团的存在有关。”白团虽小，但却延续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星火。在北投这个无人注意的角落，常响起日本军官训斥下级惯用的“八嘎”（ ばか）声，这让经历过抗战的国军士兵感到非常愤怒，其中一个回忆道，当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当年受害者的脸，便在眼前浮现。”

中共对手下战犯的处理方法与国民党有明显不同。在新政权看来，重要的不是用西方那套法律程序给战犯们定罪量刑，而是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忏悔认罪，把他们改造成新人，以此显示共和国政权相较于民国政权的巨大优越性。不妨套用那句著名的话：“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子，新社会把鬼子变成了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把党内延安整风运动中审干、批斗、抢救失足者的优良作风应用到战俘营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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