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度出现于埃及将近一个世纪后，政治化的伊斯兰教(political Islam)正在重新塑造穆斯林世界。这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又称伊斯兰主义(Islamism)，它认为，只要全球数以十亿人计的穆斯林社区虔敬笃信——也就是说，假如穆斯林如同伊斯兰历史上多数时候那样，生活在由国家政权强行推动的伊斯兰教教法(sharia)之下——他们就将获得自由，变得强大。长期以来，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一直在与拒绝伊斯兰教教法的穆斯林和试图说服他们拒绝伊斯兰主义的非穆斯林交锋。这些交锋有时温和仁慈，间或腥风血雨，引发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催生了2001年的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推动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助力于诸如自封的伊斯兰国(也以ISIS闻名)之类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兴起。
并非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正在制造不和。恰恰相反，穆斯林中间只是在伊斯兰教应当用来塑造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麻烦是在这里。不论是否伊斯兰主义者，大多数穆斯林当然并非圣战者或革命者。但有关何者构成了良善的公共秩序，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竞争已令穆斯林两极分化，形成了拒绝妥协的严重敌对状态。结果是，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各方于其中彼此交恶，难以解脱。
2014年6月，伊拉克，什叶派志愿兵接受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训练。(Reuters / Alaa Al-Marjani)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和决策者费尽心力去理解这一冲突的性质，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均功亏一篑。纵然专擅伊斯兰法学、神学和历史的行家们有关伊斯兰主义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他们还是倾向于将伊斯兰主义看作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忘记了，伊斯兰主义不仅是伊斯兰教属性的，同时是一种“主义”(ism)，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安排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规划，应当与其他意识形态一并加以分析。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像西方自身这样制造出了那么多的主义，因之，为有助于清晰思考当代中东，回溯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纷争史是有所裨益的。
事实上，如今的部分穆斯林世界，与四百五十年前处在所谓宗教战争(Wars of Religion)期间的西北欧有某种神秘的相似之处。当时就像是现在，一波宗教叛乱的狂潮席卷范围广袤的地区，吞并了若干国家，并似乎要携裹更多地方。仅仅是在1560年代，法国、荷兰和苏格兰就分别遭遇被称作加尔文教的一只新教教派信徒领导的变乱。那些信徒所信的，并非二十一世纪甚或十九世纪长老会教徒的那种加尔文教。如同天主教、路德教和当时其他的基督教主义一般，早期现代加尔文教既是一套宗教教义，也差不多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加尔文教形成的年代，正值欧洲的社会经济秩序围绕罗马天主教会确立，并且部分地由罗马天主教会决定，而加尔文教将自己视为那一秩序的反对者。选择一种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近乎是一种宗教承诺;宗教战争同时也是政见战争。(“宗教战争”始于1618年，终于1648年，又称“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新教又称基督新教，是西方基督教中非天主教的宗派，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会的教会与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教会团体之统称。加尔文教、路德教、长老会均是新教的不同宗派。——译注)
1572年，法国圣巴托罗缪日(St. Bartholomew’s Day)大屠杀。(绘图：François Dubois[1529–1584,法国画家——译注])
就国家政权应当支持何种形式的基督教，争斗历时一百五十年之久，期间变乱频仍——而今，历史的回响何其相似。一边是理论家们在彼此较劲，争夺影响力，一边是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宗教屠杀周期性爆发，并且外部力量打着对立派别的旗号介入。混乱最终走向悲惨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至少导致德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四分之一的人口遇害。危机终结后，另外两场意识形态战争接踵而至：十八世纪的君主制与立宪制之争，以及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
这三段意识形态纷争历时漫长，期间西方国家就治理社会的最优方式问题发生分裂，这为理解当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教训。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西方历史昭示，目前中东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在重要性上并非前所未有，也不大可能以任何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如同过去很多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样，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从其帮助推动的地区冲突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并在这些地区留驻脚步。此外，中东所经历的这种意识形态争斗绝少以赢家通吃的方式告终;争斗往往肆虐横暴，直到彼此相竞的诸多教义或是演化精进，或是趋同融合。通常只是在危机将外部力量卷入，并且重新塑造地区秩序之后，这一切才会发生。于应对今日中东的挑战而言，这些教训无法达到明确的一劳永逸之效，但它们确实至少表明：该地区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各国领袖和各个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暴力，并创造更有利于人类繁荣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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