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清末洋务运动时代的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近现代化的海军，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海军的鼻祖。通常，濒海国家的人民对于自身的海军，都是以历史愈悠久愈感骄傲，纵是自己的海军曾经遭遇过大的失败，也通常会从失败的黑暗中寻找、提炼可贵的光芒，抑或是歌颂悲壮的牺牲，以期永志不忘。现代俄罗斯海军不忌讳日俄海战的惨败，恢复使用帝俄时代的海军旗；法国海军坦荡荡参加英国举行的纪念击败法国舰队的特拉法加海战阅舰式，都是颇为典型的例子。
与这些现象相反的是中国人对待自己海军的态度。曾经摘取过亚洲第一桂冠、在甲午海战中进行过浴血厮杀的北洋海军，很多时候却处于一种被习惯性地羞辱、鄙夷乃至无视的地位。
随着现代关于北洋海军史和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过史料辨析、事迹考证，已经日益证明北洋海军的这种黑暗化形象，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靠史实的依据支撑，只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模式所致。
追溯起来，北洋海军被黑暗化的源头要一直寻到这支军队的诞生。
海军：近代化建设突破口
现代意义的海军产生于欧洲，中国萌动建设这种西式海军的由头，是因为19世纪中遇到的欧洲列强从海上联樯而来轰开中国国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兴起购轮船和设厂造船小心翼翼地摸索。而近代中国真正向外迈出建设海军的步伐，则是因为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侵入台湾的事件，痛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切实修补海防，于是从1875年起分派南北洋大臣负责筹建南北洋海军，历经十余年努力，最终在1888年首先建设成了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
1886年9月29日，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埃尔斯维克船厂制造的穹甲巡洋舰“致远”号下水，其管带为北洋水师名将邓世昌。
从建设、发展海军的目的来看，近代中国的海军可以说是被外敌打出来的，是被动的避害反应的产物，最初为了解决海防问题，再具体化到为了防范“肘腋之患”的日本，给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受到外力压迫时不得不为之的被动感。海军是西方大工业背景下彻头彻尾的洋事务，也由此，因为感受到海防的压力要建海军，便成为了在当时封闭的中国社会中，难得的一个进行近代化建设的突破口。
一切都需要学习西方的海军，开始撬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因为海防和海军的需要，清政府在1866年批准设立福建船政尝试自造轮船的同时，破天荒地批准了开办近代化的海军学校，成为大规模洋式教育光明正大进入中国的起始。
因为海防和海军的需要，1877年机械开采的开平煤矿开始兴办。
因为海防和海军的需要，原本被守旧社会扼杀夭折的铁路事业，在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线上死而复生。
还是因为海防和海军的需要，1880年中国电报总局成立，力排社会浮议，一根根电报线杆连通南北洋，进而编织成了勾连全国的电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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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对海军的“容忍”态度
这一桩桩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零的突破，现代中国人感受到的往往是豪迈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每多一个这样的第一，其实意味着海军在传统社会眼中的恶感会加强一分。日本为了变为一个近代化国家、融入世界，从上至下推动全社会的近代化改革。和日本不同，在当时保守的中国社会，看似也有洋务事业建设的踪迹，但却是在过往外敌入侵的巨大阴影下被迫为之的不得已之举，并没有全社会的认知和支持为基础。因而同是近代化，日本是举国近代化，而清王朝实际只是一场海军近代化运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北洋海军便是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一群人。除了个别老将外，所有军官几乎都经历过西式学堂的教育，甚至还有直接留学过欧西的，他们说英语、生活做派西化、和西方人交往密切、没有经历科举，却凭着西学得到了官职和厚禄。在占主流的中国知识阶层看来，这些人简直连基础的道德修养和国学功底都尚不具备，却获得了普天下多少寒窗苦读的士子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前途。不仅军官如此，北洋海军中甚至于连水兵在日常训练中都以英语为口语，用餐的食谱也都西化，薪粮也远远超过他们的陆军同行。
虽然北洋海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能与世界接轨的军队，但在大多数眼光还封闭的国人看来，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甲午战争时代曾对中日间战争进行报道、分析的英国记者克宁汉（Alfred Cunningham），在战后出版的专著《水陆华军战阵志》 （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ketches）中，曾有一章对北洋海军的境遇做了入木三分的评述。
在名为Cinese sailors at Weihaiwei（旧译《威海卫战事外记》）的章节里，克宁汉写到他所理解的北洋海军，“满清帝国的海军是摩仿美国式的，海军军官是自成一新阶级的，没有一个对他们稍为敬重的人把他们来和陆军军官相提并论的。就教育和实用的知识而论，他们是远在中国官吏之上的。从中国的官场观点而言，他们是局外人，只因为海防需要海军，他们才被容忍着。”
克宁汉所用的“容忍”一词，极为生动地刻画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待北洋海军的态度。只是因为有海上门户洞开的殷鉴在前，他们才坐视这样一支军队存在，压抑着不满和怨怒。可想而知，在这支军队能够遂行巩固海防的时期，他们可以容忍，但一旦这支军队在海防上有所疏失，将会遇到何样的对待。
北洋海军恰如一株来自西方的名种花卉，移植到了中国的土壤上。接下来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他能促进土壤改造以适应他，要么他就被土壤改造，或者干脆水土不服。
进退皆不是
海军在西方列强眼中，是护卫国家海外利益，保卫海上交通线的武装。同样是海军，清政府亦步亦趋建起了北洋海军，但出发点却是为了防住大海。1886年北洋海军从德国购买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归来，一时威震东亚，持续10年之久的中日两国海军竞赛以中国的压倒性优势而暂告一段落。
此后的几年里，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沿海频发的海患消弭不见，每年北上南下四处巡防的北洋海军成了东亚海域最为活跃的海上力量之一，清政府投资建设这支海军的目的已然实现。几年之后，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值得玩味的是，在高层官场上，除了李鸿章有过一份语近犯上的辩争上奏外，并没有任何的反对和质疑声。
也就是在1890年，世界海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装备技术和战术思想革命。伴随着新式速射炮的诞生，适应快船、快炮的纵队机动战术跃居为主流。日本海军抓住了这一机遇，迎头赶上，在1891年前后就跃居亚洲第一，而被锁住了手脚的北洋海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人超越。
1894年春天，中日关系围绕朝鲜半岛问题趋于紧张，大战无可避免之际，中国社会对于北洋海军的容忍终于告一段落。还在中日两国围绕朝鲜进行外交折冲时，催动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一搏的舆论声音便开始出现，随着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8月1日中日宣战，这种催逼北洋海军打仗的舆论声势越来越大。
分析史料可以十分容易地发现，催动北洋海军作战的舆论声音对于当时的战争走向、战场方略、敌我实力对比全无了解，它们所秉持的是一种坐在道德制高点位置上，任意品评指责的评判者地位，北洋海军则成了被审判和被议论的对象。北洋海军坐守军港，被参为畏葸避战，北洋海军出发巡海，则被骂为是畏敌来攻而远遁，总之进退皆不是，任何的举动都可以被作为罪状而遭到批评。
当时清流领袖人物、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小门生王伯恭记录了和翁同龢的一次谈话。王伯恭针对当时社会上催促北洋军队上阵的舆论，认为“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龢则称“今北洋海陆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王伯恭与其争论，最后翁同龢一语道破天机“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实则更多人内心里其实更希望北洋海军上阵的结果是战败出洋相，如此不仅可以一释之前容忍海军所积郁的怒火，也可以证明建设海军及其相关的洋务建设活动都是不正确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北洋海军的甲午战争，更像是一场内战。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后，舰只损失严重的北洋海军开始走向下坡路，因为舰只伤情严重，舰队迟迟未能重回海上活动，围绕北洋海军的舆论抨击在这时变得愈演愈烈。为了证明北洋海军的失利是人祸，各种围绕北洋海军的谣言纷起，这支曾经的亚洲第一海军开始遭到涂抹，其在公众的形象也开始发生扭曲。
舆论对北洋海军的抨击中，出现了诸如海战时丁汝昌躲在蓬莱阁上纵酒呼卢；北洋海军平时巡阅时率淫赌于上海、香港；丁汝昌治军过宽，不能进退一士卒，且和士卒一起赌博等故事。而北洋海军一些军官在拟写战斗失利的原因分析时，某些人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为了找战败原因而去找原因，将很多原本正常的训练作业活动，描述成具有可疑之处。所谓北洋海军平时训练弄虚作假，火炮设计前预量距离之类将正常事说成不正常的问题，都在此时埋下根源。
举国舆论对北洋海军歇斯底里式的抨击，至北洋海军覆灭而告一段落。1895年2月北洋海军被困刘公岛，终日和日本海陆军对抗时，清政府朝廷和舆论中大都不再考虑如何救援这支海军，而是已经在谋划撰写抨击北洋海军覆灭的文章。当北洋海军真正覆灭后，果不其然在舆论中被描述为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清政府也一股脑地将北洋海军所有额定编制撤销，幸存人员遣散。
到此，传统社会对那支被容忍着的海军，取得了报复式的反攻胜利。
北洋海军成为批判现实的由头
有关北洋海军的话题，随着北洋海军的灰飞烟灭，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转冷。尤其是在巨大的海防压力面前，清政府又重新举办海军，而且是由原本的清流保守派们主导海军建设，此时社会对于过往海军的批评之声暂歇，而目光多着眼于新建的海军。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严重刺激了中国知识阶层中的青年一代，原本顽固保守的社会氛围开始瓦解，主张学习东洋，乃至进行更大程度的改革变法的思想，在知识阶层中涌动。
可是在甲午战争后，巨额的赔款和大面积的割地对中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在此之后，纠缠在顽固和进步等不同思潮的争斗下，又出现了百日维新的失败，进而出现了庚子国变的更大社会灾难。进入民国，连年的政治混斗和内战，更是使得中国国势一蹶不振，彻底堕入末流国家之列。
国人对此痛心疾首者，开始反思中国失败的根源。此时，作为中国近代命运分水岭的甲午一战被再度提起，而北洋海军作为失败原因中的重要一环重新开始被审视。不同的是，此时的议论者，很多都已不是北洋海军时代的人，议论中所述的事情也更多的是道听途说和编造为主。很多对当时吏制、军制的不满，都借着抨击北洋海军而抒发出来，开启了将北洋海军的历史用来当作现实批评由头的先河。
除此外，一些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首先见到了一些关于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的小说、传记，其中的故事大多是此前中国舆论中关于北洋海军的讨论上闻所未闻的，因为自身并不具备甲午战争和北洋海军研究的识见基础，于是大都直接采信，并藉着翻译、节选，介绍进中国。著名的“定远”舰主炮晾晒衣裤、北洋海军总兵刘步蟾是卑鄙怯懦的小人、“定远”舰飞桥被自己发炮震塌等桥段都是在这一缘故上传入了中国。
民国时代对北洋海军的黑化，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到达顶峰。面对当时日本咄咄逼人的外部压力，国内社会上针对军队腐化、政治腐化的批评，习惯将北洋海军拖出来当作标本议论，尽管议论的所谓依据、罪状几乎都是编造的故事，但只要最后总结出的道理正确，至于求证的过程和拿来的论据是否正确、合适，都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抨击的猛烈程度，可以从一个突发事例中看出，30年代民国海军部竟然曾为空军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所激怒，将空军司令部诉诸公堂，理由就是对方过分地抨击、黑化海军先烈。
现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面对着重新走向大海的国家战略思考时，有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北洋海军的议论，又逐渐升温。这一轮讨论舆论的制造和参与者，更不是北洋海军时代之人，但对于北洋海军的议论进入了更广阔的方面。其中，将北洋海军作为甲午战争失败，乃至近代中国失败的致败之源的观点，仍然有大量信者。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在综合过往关于北洋海军的各种负面化记录的基础上，凭着新的想象力，又衍生出了很多穿凿附会的新罪证。例如邓世昌在舰上养狗代表着军纪败坏、丁汝昌不是海军出身因而具有原罪；北洋海军黄海海战的阵型错误等等。加之从90年代初开始，甲午战争中因临阵脱逃而被处死的将领方伯谦的旁支后人在怂恿下，发起了为方伯谦翻案，要将方伯谦树立为民族魂的活动。为了洗脱方伯谦的罪名，翻案者又编造了一系列的虚假故事，诸如李鸿章、丁汝昌搞派系斗争，打压方伯谦；邓世昌有勇无谋，与其冲锋损失一艘军舰，不如方伯谦逃跑保全一艘军舰等等，使得原本就已被舆论惯性影响得混乱不已的社会对北洋海军的印象，变得更为杂乱。
新时代出现的这种黑暗化北洋海军的现象，很多时候其用意和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于借古喻今。为了说明一个现代的道理，在寻找负面典型时，可以将任意的歪曲故事嫁接在北洋海军身上。说腐败问题时，可以拿北洋海军作为证据；说军人没有战斗精神时，也可以拿北洋海军作为证据；说军队走私问题时，还可以拿北洋海军为证据。
一百多年来出现这种几乎一脉相承的黑化北洋海军的现象，骨子里的原因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胜者为王、败者寇，以及非忠即奸的简单思维，还有至今在舆论中根深蒂固的古旧的历史观，即胜利者从降生时开始，必定就是天现祥瑞，少年英俊，此后一辈子都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后来胜利的必然导引。而失败者追溯起来，其从降生开始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描述为是导致其最后失败的原因。
国人从甲午战争失败时就开始思考失败之因，但扪心自问，除了一代代将北洋海军越描越黑外，真正的失败之因是否有过思索，是否已经找到？当甲午战争这场举国、全民族性的大失败的责任落到一支具体化的军队头上后，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逃脱事外，甚至于洋洋得意地扮演起对这支具体化军队的道德裁判者的角色。
在封闭黑暗的清末时代，北洋海军实则是照亮了通向近代化之路的一盏微弱火光，最终不幸熄灭，但他所指向的那个通往世界、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的方向，实际是正确的方向。走过120年，这个方向应该能够看得更为清楚。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7月上 作者：陈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