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东方历史评论外刊扫描栏目曾以苏联、波兰、捷克、蒙古等国的汉学为题，展现了中国在这些社会主义兄弟的目光下独特的形象。延续这一思路，本期外刊聚焦20世纪苏联的汉学与中国研究，力图从苏联的内部视角呈现“老大哥”审视中国的方式。

本期的四篇文章来自四本学刊。第一篇文章追溯了苏联东方学研究与沙俄帝国的历史关联，基于研究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双重视野，勾勒了汉学研究在苏联的基本背景和分布轮廓。第二、第三篇文章分别考察了六十年代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及七十年代后期来自官方和学术界的观察者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从中，我们既能看到马列主义的政治信条对苏联汉学研究进路的影响，也能发现不断变易的中苏关系对中国观察者视域的塑造。

最后一篇文章则梳理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研究在方法和观念上的最新进展。在中国改革和苏俄转型的对比面前，尽管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已不再是这位衰朽的“老大哥”对待中国的出发点，但对昔日光辉的嗟叹和未来道路的疑惑，仍然是“中国眼”的问题意识不变的来源。

帝国万花筒——苏联东方学研究的起源与野心

整理自：Soviet Oriental Studies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1958

作者：O. Edmund Clubb

在两极对峙的“人心之争”伊始，苏联军工技术的进展和首枚人造卫星的发射，曾令上世纪50年代的西方为之大震。不过，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外，苏联对亚洲理解的日益深入，或许才是西方人焦虑的真正根源。

毋庸置疑，战后亚洲殖民体系的崩塌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自然会促使苏联加快对亚研究的步伐，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苏联对亚洲的关注远不是一日之功：沙俄东扩的历史进程和中东险要的战略价值，本身就是这个“东方帝国”世界图景的内在视野。早在1837年，沙俄就在位列欧亚之间的卡赞设置了首个中国教席，到1855年，处于帝国中心的圣彼得堡大学也开始经营东方研究院系。从19世纪中叶到一战前夕，来自卡赞和彼得堡的数代学者不仅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的一扇窗口，由他们创制的研究机构也逐渐定型成熟，为苏联的对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革命后，苏联很快接续了帝国的遗产。除却在改组沙俄科学院的进程中合并多个东方研究系所，使东方研究正式上升为国家科学蓝图的一分子，对东方语言的教学计划在二三十年代也全面启动。尽管“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和国家工业化的总体目标，使这一时期的东方研究更仅限于语言与文化层面，但贯穿三十年代的战争预期和远东纷乱的形势，也逐渐将之扩展到远东各国政治、经济事务的范围，加之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整体倒转，这一趋势在50年代已不可避免。

1952年，第十九届苏共代表大会决定加强国家学术机构对重要政治议题的研究，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亚洲各国独立运动，旋即成为关键的国家课题，国内专司亚洲研究的各大机构也随之转向这些宏大的领域。原先在列宁格勒的东方研究所如今整体迁至莫斯科，隶属于国家科学院的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分为中、蒙、韩、日、印、阿富汗、土耳其、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等多个部门，专职从经济与政治等角度评估亚洲反殖民革命的成就。而东方语言教学的职能，此时则由独立分出的语言文献研究院承担，通过苏联各国大使馆与所在国的联系，培养精擅亚洲各国语言与文化的专门人才。

在此次机构重组的影响下，不仅二三十年代以语言教学为主的东方研究取得了更多现实的面向，专业化的国家与区域研究也由此成为学术分工体制的常态。到1956年，新成立的汉学研究所已成为从事中国研究的重镇，而东方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则分别成为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的专门单位。

与此同时，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政策的变易，也使同时期苏联的亚洲研究更加重视经验和事实，而非政治话语的建构。由于此时的苏联急需在中亚和东南亚寻求抵御美国的中间盟友，在赫鲁晓夫上任后，原先被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获得了重新定调。以俄共党刊《共产党人》（Kommunist）的多篇社论为传声筒，这些国家在苏联的官方叙述中，不再是虽已实现民族革命、但仍保留殖民色彩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是反帝国主义阵线中独立解放的范例。在这一情势下，不仅中亚地区与东南亚研究获得了更大限度的“学术”空间，新的研究机构也伴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苏维埃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1956年，位处西伯利亚东北部的远东国立大学和雅库特国立大学开始成为新的东方研究中心。借助远东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中国、中亚的亲缘性，隶属于这些高等学府的东方学系作为主流研究的补充，强化了文化认知与语言训练的基础。尽管相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些大学在苏联的亚洲研究谱系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但它们的出现，事实上标志着苏联的对亚研究已在全国范围内扩展。

如果将1957年苏联亚洲研究对国际学界的影响考虑在内，苏联国内的这一趋势将更趋明显。1957年，苏联派出了由20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苏联学者在会上的出色表现，使国际学界再度认识到苏联的东方研究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成就，以至于与会学者一致同意列宁格勒申办1960年东方学家大会的请求，而在其兄弟阵营中，苏联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同年10月，苏联在华沙着急了来自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各国的东方学者，共同商讨中亚与东欧研究的前景。除却在国际会议日益活跃的角色，1955年后，Soviet Oriental Studies、Contemporary East、Soviet Sinology等学术刊物在国际东方学界中的地位也伴随这一趋势水涨船高。截至1958年，苏联的对亚研究已大有赶超上世纪末与欧洲分庭抗礼之势，尽管从学术本身的生产机制来看，政治因素仍然是促进学者不懈努力的最终源泉。

如果说沙俄帝国对“东方”的兴趣源自其不可避免的扩张雄心，那么苏联东方学术对沙俄的继承，无疑就是这一传统的内在延续。虽然机构变更和政策调整只能有限地勾勒这个帝国关于“东方”态度的一小部分，但毫无疑问的是，与人造卫星和“东方1号”一样，苏联的东方研究，断然不是池中之物。到20世纪中后期，当大国争霸和政治语境再次发生变易之时，这一特性必将不断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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