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7日，“高饶事件”刚一定性，中共中央就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新中国从此走上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

当时南方和西北多数省市任用的多是军事干部，且是苏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多用的是党政干部，且是白区干部，两部分干部不仅有苏区、白区之分，在文化程度上还相差甚多。这种分别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干部当中造成某些隔阂与矛盾。这种隔阂与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级干部的任用问题上面。这是因为，与过去农村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是，新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绝大多数部委带有很强的专业性质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因联合政府的关系，一些重要部委的负责人，包括政府各部委成员中有相当数量文化知识程度很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中央部委负责干部的任用难免也要考虑到文化水平的问题。

何况中央主管干部难免会找自己熟悉和用起来顺手的干部来负责手下的部门，结果，在新成立的政务院部委，包括组织部和财经委员会等机构的负责人当中，除了李维汉、谢觉哉、滕代远、李富春、王诤等少数人因长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对较好，或过去就有相当的专业工作经历，故得以分任中央统战部、内政部、铁道部、重工业部、邮电部的部长、副部长外，其他多数部委的负责干部都选用了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区干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一批军队干部和苏区干部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大力提携重用经他营救出狱并曾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过对这种情况的强烈不满。林彪也在背后有所谓“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的说法。不难了解，“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促成的。

毛泽东作为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然也不能不受到此种情绪的影响。他在高岗到京后的言谈话语间所透露出来的对刘少奇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就反映出他这时也并非不受影响。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不公开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在接见各大区负责人时，他一方面告诉大家：“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一方面解释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而事实上，从他这时采取各种措施分散政府部门的权力，强化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接连发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等文件，规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以及通过财经会议及组织会议批评薄一波及安子文等等的做法，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非对此毫无戒心与防范。当然，他这时尚不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谭震林、林彪等人所说的那种地步。

战争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的敌情意识，建国初期在各地反映出来的针对地下党及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态度，严格说来应当是解放军大举渡江南下之后才突显出来的。

据身为南京地下党干部的穆广仁回忆，1949年5月，南京刚刚占领不久，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关于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的情报。据此，南京市委上报中共华东局，一方面提出应马上进行组织整顿，一方面请示对这些在解放南京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南京地下党干部应如何安排适当工作。中共华东局不能自作主张，故经曾作过中央社会部部长的第二副书记康生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随即下达指示，除同意马上进行整党以外，并提出具体办法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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