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革命”及其后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儒家承担教化功能的架构有一个突出特征：儒家式道德伦理规范体系的正常维系──更不要说向上提振──主要依赖于士人共同体的自觉。不过，这个士人群体承担着多重功能。具体地说，除了承担精神性职能外，他们也承担着政治职能，比如充当官僚，运用权力管理社会世俗事务。道德与政治合一的一个结果是：士人群体易于腐败。一旦士人受到权力诱惑，社会就会丧失提撕道德伦理的力量。由此可以解释，何以历史上那些产生了道德自觉的士人总是首先抨击科举制度，因为他们痛切地感受到了权力腐败士人道德感的危险，而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整体堕落。

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政治与道德职能合一的特征似乎就变成一种严重的弱点，让儒家的道德伦理教化体系患上十分严重的转型不适应症。

面对西方的冲击，承担世俗治理角色的士人群体逐渐地产生了政治自觉，于19世纪最后几年，形成了“中国也应当构建现代国家”的政治意志。在当时政治的重压下，这种意愿迅速趋向激进化，并冲击到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不要说孙中山等边缘人士的激进，即便在性格比较中庸的梁启超身上，这种激进化倾向也曾经非常明显。

在那部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新民说》中，梁启超痛切地论证：“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孙中山先生也因此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样的中国人当然无法在这个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世界中生存。梁任公认为，处今日之世，中国士人则“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进吾群之道”。于是，他充满激情地提出了“道德革命论”口号，呼吁用现代的新道德替代旧道德。

尽管任公本人很快就意识到“道德革命”的不可能性，转向更为稳健的保守主义，专门撰写《论私德》一章指出，“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道德而已”。发育新道德的健全的做法在此旧道德基础上，予以转换、扩展。

不幸的是，随后的新文化运动完全忽视了梁启超的这一转向，径直沿着激进的“道德革命”的路线向前冲锋。曾经发生于梁启超身上的两种主张，在1920年代初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爆发正面冲突：丁文江、胡适延续道德革命论，进而提出了科学主义的人生观，其实是吴虞所主张的一团漆黑的物质主义的人生观，以全盘替代旧道德、旧伦理。张君劢则代表保守落后的梁启超，坚持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发育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公认的看法是，前者打败了后者，科学主义的人生观战胜了强调人的自由选择能力的人生观——而由这种科学主义人生观，一步就可跨入物质主义世界观。

观念世界的变化当然会产生重大效应，但对传统教化体系最大的冲击，还是儒生群体的逐渐瓦解。毫无疑问，各个共同体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于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猛烈冲击。这种冲击通常来自世俗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哲学，它传达了现代性的种种科学信条，比如进步主义、物质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等等。不过，在大多数共同体，比如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存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系统，人们的信仰、精神世界主要是由它治理，社会的道德伦理也主要是由它守护的。在这里，哲学与宗教是分立的。哲学确实可以冲击宗教——这在古希腊就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很难彻底消灭它，也难以完全替代它。因此，即便到了今天，比如在美国，尽管学院哲学几乎全部是世俗主义的，但宗教依然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伦理学依然与宗教有隐秘而深刻的关系。

儒家教化体系的特征在于，儒生共同体同时承担政治社会治理与道德教化两项职能，且这两者都是高度世俗化的。而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最早接受西方现代世俗化的伦理、哲学体系的，就是读书识字的儒生。而他们精神上最大的紧张，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压力。为着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目的，他们最早实现自我的现代化转型：他们积极推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而在这一教育体系中，儒家经典教育被废除了。从社会政治治理的角度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但这也说明了儒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儒生群体中最开明、最具有道德自觉的那群人，反而率先告别了儒家，为儒家开挖坟墓。

随着现代制度的逐渐兴起，儒教的道德教化机制就停止了运转。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是专业人士，其中具有公共意识的小部分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训练完全脱离了《大学》的规划，只关心专业技术，即便知识分子关心公共事务，也是从技术的角度着眼——不再与道德、与终极价值有关了。同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城市化的，他们与一般社会脱离了关系，他们不是分布在日常的社会结构之内，而是自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自认为再也没有必要承担教化与治理的职责，他们也丧失进行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艺”。这样，随着现代性在中国逐渐扩展，儒生共同体瓦解、消匿了，于是儒家的教化作用随之弱化，以至于最终消失了。由此，儒家价值、知识就丧失了现实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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