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追求富国强民之现实主义目标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构思了种种理论，从根本上取消道德伦理──起码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所有这些理论几乎不脱物质主义的范畴。这种观念从1930年代开始就借助经济主义的历史理论支配了现代读书人群体，到1950年代则变成了正统的意识形态。

1980年代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迹象：这种意识形态开始瓦解，人道主义思潮兴起。经历过意识形态专政的人道主义倡导者们反对物质主义，要把人从物质规定性中释放出来。人不再是物质的映像，而具有了自主性、情感和自由意志。但几乎是一种宿命，人道主义者自觉地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因此他们同时是反传统的，也要把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其结果是刚刚从外在的物质中解放出来的人，现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人单纯地就是自然肉体的物质性存在。人依然是物质的，精神的面相依然被遮蔽。

这两种物质主义在1990年代兴起的现代经济学中同时得到回响。经济学冒充这个时代的伦理学和神学，它所理解的人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意义上的人，具有两项本性：自我保存的欲望与理性计算的能力。这种人生观支持了中国无所不在的、最为彻底的商业化。如果说在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以否定个性为前提的道德伦理体系，1990年代以来的观念则倾向于以自然、以个性的名义否认一切道德伦理规范的必要性。

于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知识现象：知识人生产了种种历史性理论，却没有一个自成体系的伦理学。尤其是那些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主流的思想、政治传统，均缺失伦理学。比如，人们看不到一个基于个人自由、个性尊严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学体系——当然由此他们也就没有政治哲学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

这种知识缺失，对于儒家式道德伦理教化体系的运作是致命的。传统中国每一次道德提振、风俗变化，都有赖于儒生共同体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往往与学术的振兴有关。经典的儒家学术本来就是朱子所说的综合性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学。历史上，通过此类学术性创造，儒门圣贤发展出关于修己治人的新论说：或者论证道德之重要性，或者发展出功夫理论。通过讲学活动，志同道合者相互激励，刺激形成一种比较敏锐的道德感。具有敏锐道德感的儒生会更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也积极从事于伦理规范的再造工作。社会风气就会因为士气的改变而变易。在宋代，在明末，在道咸之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儒者以学术推动道德伦理重整的故事。

现代学术却不再是修己治人之学，而高度技术化、专业化了，这种知识的内在逻辑甚至根本反对古典的修己治人之学。尤其是在中国，儒生转化成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后，勉强保留的儒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似乎正是今天儒学不得不假“国学”之面目出现，与哲学、哲学史甚至与敦煌学混居于一室的根本原因。即便有一些心向儒门的学者，努力基于儒家理论建立伦理学，但为了在现代学术体制内生存，也不得不进行哲学化的包装，将其打扮为纯粹的知识，放弃践行的一面。另一方面，一旦儒者进入现代学术机构，缺乏小共同体内相互激励的道德气氛，伦理实践的可能性也就几乎没有。

总之，儒者、儒学、儒者团体，乃是相辅相成的，其损坏也是连带的。缺了其中任何一个，儒门的道德教化体系就会失效，儒门就丧失了重振道德的渠道。

因此，在现代中国可以看到一幅奇异的文化场景：一方面，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一般平民，尤其是生活在与现代性相对隔绝状态下的农民，似乎还一直过着一种儒家式生活，他们对子女的人生观教育还是儒家式的，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尽管其并无敏锐的道德、文化自觉意识。另一方面，知识人倒很敏锐，但他们所具有的乃是反儒家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知识活动也与儒家完全脱离了关系，根本颠覆了儒家的知识活动范型。因此，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生活，尤其是其中知识精英的生活，与普通民众完全断裂，甚至陷入冲突中。在现代性狂潮中试图复兴儒家的新儒生如梁漱溟、牟宗三、徐复观，甚至蒋庆等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两个群体的差异。反复出现的启蒙命题与连续不断的文化革命，也是这种冲突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反映。

在这种格局下，农民中保存的自发的儒家式价值与生活方式，因为缺乏精英文化的支持，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精英文化不断地侵蚀它的根基，甚至刻意而反复地破坏、打击，而日渐衰败。19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商业化席卷中国，乡村精英大量外出，乡村社会衰败，以自发状态仅存的那些儒家式价值和生活方式似乎也陷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却普遍地觉得中国社会需要道德伦理的重建，并把目光转向了儒家。但即便是那些致力于振兴儒家的人士，面对这个突然降临的使命，也颇有手足无措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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