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儒家教化的组织体系

很显然，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当代中国都需要一次道德振兴，需要一次伦理重建。知识人和大众都已经清楚表达了这种意识。

笔者最近参加长江商学院组织的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家状况的小型研讨会，与会几位国内权威的管理学教授、企业管理顾问不约而同地谈论回归古典智慧的必要性，其中包括通过宗教来重新塑造企业家的精神。他们之所以这样谈论，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企业家——已经有了重造精神的需求。过去十几年来，企业家朝山拜庙已成风尚，一些成名的企业家沉迷在藏传佛教的神秘气氛中。在某些区域如温州，受区域文化影响，基督教在企业家群体中相当流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潮汕，儒教及与受儒家影响的民间信仰则迅速复兴。

最令人惊奇的是自由主义者也产生了这种意识。得风气之先者是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如殷海光。殷海光的大半生自觉地坚守启蒙主义立场，以新文化运动守护者的身份从事文化批判事业。然而到晚年，他的思想发生微妙变化：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他对自由主义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有所反省，于是，道德问题进入他的视野——现在他不再只是抨击旧道德，而是换上了建设性视角，提出“道德的重建”命题。殷海光不再赞同儒家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五四”命题，转而相信，哪怕是现代的社会，也需要道德的支持，而儒家仁义、基督博爱、佛教慈悲这些传统道德原则，可以与民主、科学整合为一个现代的道德重建方案。

比这一纯粹知识思考更重要的，是晚于殷海光的另一位自由主义者夏道平，他翻译了大量米塞斯的著作，并长期为《自由中国》撰稿，但晚年皈依了基督教。比他们再晚一些的杨小凯同样皈依了基督教。这种选择既缘于其切身的生命体验，也与他们对于更为宏大的公共问题的知识思考有关。

这两个著名例证似乎恰恰部分地说明儒家式道德教化体系重建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同样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企业家寻找信仰，重建伦理，多数似乎也没有走向儒家。事实上，在没有经历意识形态冲击的台湾社会，发挥道德教化作用的主要是人间化的佛教、民间信仰和传统会道门，儒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

儒家缺席于现代道德伦理教化体系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传统儒家赖以进行教化的世俗性制度衰败了：本来就缺乏自身组织化建制的儒家，随着儒生群体转型为现代知识人——专业人士、学者、知识分子等──而变成相当彻底的无形物了。人口高度流动和城市化过程也让儒家丧失了下手的最普遍渠道。这一点，在大陆中国更为严重，这里的核心家庭制度迅速普遍化，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已经严重扭曲。

那么，从道德教化功能看，儒家还有未来吗？相当渺茫。唯一让人振奋的是，最近十年大陆中国的观念气氛与过去大半个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一些人发愿复兴儒家，而多数民众、知识人也乐观其成。如果说，儒家此前一直处于无法抵挡的力量欲图消灭它的被动位置，那现在，儒家终于免于被消灭的命运，因而也就终于有了一个自主地转型、参与构造现代中国整体秩序的机会。发愿复兴儒家的人士有理由抓住这个机会，如果错失这次机会，儒家就必然彻底消亡，并且怪不得任何人。

儒家转型的关键是自身参与道德教化、社会治理制度的再造，从而让自己在社会场景中以看得见的方式发挥作用。任何社会都需要道德教化，或者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为自己内置一个让人们相互进行道德教化的机制。伦理固不必说，即便道德行为也必然超越个体内心自觉的层面，而关涉到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因而关涉到组织与制度。传统儒家为自己构造出了几种从事道德教化的制度性渠道，这些渠道在现代性冲击中崩塌了；儒家现在必须再造出有效的制度，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就有所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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