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阅兵

执行者“设计”秩序，国家意志却有权塑造秩序发生的空间。1950年，由于聂荣臻发现旧“三座门”的宽度不利于大规模游行队伍的通过，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推行天安门改造计划，以保证天安门广场和長安街足以容纳20万游行群众。到1959年，广场面积已扩展为44公顷，原本环绕广场的宫墙与长安门也被全部拆除，不仅分列部队和游行群众得以从宽广的長安街通过，庆典时分的盛况在天安门城楼上更是一览无余。与30年代苏联扩建红场的经历相似，共和国的建政者于50年代对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改造，使天安门成为了类似红场的政治中心。而彭真等人在群众游行末处设计的“涌向金水桥”环节，与其说是对苏联群众游行礼制的一次突破，不如说是对这一政治中心的又一次展示。

除却空间秩序的改造，历次庆典动员中的组织与动员，也显著反映了国家对仪式展示的控制程度。不同于自发因素在早期仍占主流的苏联庆典，新中国的阅兵游行无不是反复操演的结果，国家不仅在参与人员的遴选上严控口径，甚至当河北某县代表试图在1951年国庆庆典中展示讽喻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漫画时，《人民日报》也会如此“以小见大”：“像杜鲁门、蒋介石、李承晚这样的反动派，凭什么能和劳动人民一起载歌载舞呢？”

在今天的中国，如此缺乏幽默感的质问很可能已不会重现。但对当时的主政者而言，挑明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和奠定共和国的新礼制一样，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后，维系红色江山、重温不朽时刻的重大要件。人们逐渐开始明白：“阅兵无小事”。在此意义上，上世纪50年代初的仪轨创设在激荡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刺激了中国人已不再熟悉的礼乐记忆。前者或已不再，后者常见常新。

刘亦凡整理自：Mao’s Parades: State Spectacles in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0, 2007. 作者：Chang-tai Hung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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