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回到1889年，掐死尚在襁褓中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你会下手吗？从某方面看，答案显而易见。当然应该那么做。没有希特勒，纳粹党没有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领袖，大概就无法夺得权力。大概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有大屠杀，不会有东西两线成百上千万的死难者。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女性就不会渐渐汇入劳动力大军。不会有《退伍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和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你将看不到欧洲的平定和“美国治下之和平”(Pax-Americana)带来的几十年的平静与繁荣，亦或你也不会看到不列颠等帝国的终结。

历史是一张无比纷杂的因果之网。要擦除过去的错误，就等于毁灭当下的世界。你不能回到过去，在当时就知道你现在才知道的事。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因此，对于过去的错误，我们很难给出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你是否会回到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从过去的误判中你得到了什么经验，能助你继续前行。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伊拉克。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的战争决策是错误的，那个决策由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提出，在民调中得到了72%的美国民众支持。我当时也是一名支持者。

得到的教训是什么？

首先我们认识到，应该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情报成果。如今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全都是在政治压力下捏造出来的，那场战争的背后，有一个向我们撒下弥天大谎的政治阴谋。

但这和事实并不相符。了解2005年罗伯-希尔博曼(Robb-Silberman)报告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人类易谬性的案例。那份详尽的两党调查报告发现了“一个重大情报失误”：“情报界的评估失误远非问题的全部。情报的评估以及与决策者的沟通，都存在严重缺陷。”

伊拉克战争的错谬提醒我们，要保持谦卑的认知态度。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多，有很多信息还是错误的。一个成功的总统应该在踌躇中做出决策，随时准备接纳新的证据，不要落入那些为过度自信的人设下的圈套。

伊拉克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外交政策窘境都是可以度量的。我们是应该走上前去，影响这个或那个地区？还是因为担心可能会把一切变得更糟，而驻足不前？

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中有许多人倾向于干涉主义。我们看到支持种族隔离的政权倒台，让南非有了改善。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政权的倒台，让东欧诸国有了改善。我们心想，如果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就能终结又一个邪恶帝国，开始逐步改善伊拉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人类发展状况。

这种设想有没有出现呢？放在2004年，我会说有。在2006年，我会说没有。2015年，我说有，也没有，但基本上没有。

伊拉克今天的局面提醒我们，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其他文化会如何演进。我们只能对他国的治理施加生硬而间接的影响。当你打破一地的基本秩序时，人民会用宗派性的野蛮来应对。

如果说冷战的胜利让我们学会了主动出击，做一个干涉主义者，那么2003年伊拉克战争决策留给我们的，就是要把这种过度的干预思维收一收，对美国理解其他地区和促成变化的能力，不要太过有信心。

这些都是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教育中的数据点——此外还有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增兵，以及近期的撤军。现在的我不像2003年的乔治·W·布什，有那么强烈的干涉主义本能，但也不至于要像眼下的奥巴马总统这样，如此拒绝这种本能。

总而言之，伊拉克告诉我们，当一个领导人企图强行实现革命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时，我们要提高警惕。它告诉我们要尊重修修补补的人，也就是那些细致考虑背景情况，试图带来渐进性、持续性变化的领导人。它告诉我们，对历史的错综复杂心存敬畏的人，谨慎看待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知道自己无法全然预测或理解行动后果的人，理应得到我们的赞美。

文/戴维·布鲁克斯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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